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研究(2)

　　1.报刊功能方面。维新变法运动之前，梁启超将报纸比喻为耳目喉舌，认为报纸的作用是“去塞求通”。他将当时中国之所以国势衰弱、饱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从内到外都处在一种闭塞的状态之中。在国内，统治阶级和国民之间相互隔膜，清政府不了解民情民意；在国际上，清王朝闭关自守，故步自封。要想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睁开眼睛去看，打开耳朵去听，张开嘴巴去说，学习西方，体察民情，只有内外都“通”，才能进步。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又提出报刊“两大天职”的观点，即报刊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梁启超首先肯定了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但是强调一定要对其加以监督，使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正确的行使，而报纸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是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有效工具。在传播智慧与教化民众方面，报纸的传播比办学堂要更快更广泛，从而能够对人民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那么报纸如何实现上述功能，即如何办好报纸呢？梁启超在《清议报》出版100期《祝辞》中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速而确。”这四条原则精练地概括出一份好报纸应该具有的要素，这些标准在今天仍然适用。

　　2.舆论建设方面。舆论建设问题是梁启超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3]，所以少数人的意见，不能称之为舆论，多数人持有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意见，也不是舆论。要建立健全的舆论，报纸要从自身、从新闻从业人员入手，必须做到以下五点，即梁启超所谓的报刊必须具备的“五本”：一是常识。报馆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要丰富，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各个方面的知识都应具备，这些知识都是建设舆论的凭借。二是真诚。舆论是多数人公开发表的意见，而要将多数人集结起来，不是靠威逼利诱，而是要靠报纸的良知、信念使这种集结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达成。三是直道。建立积极的舆论就要求报纸具有坚定的立场，具有不畏强权的品质。四是公心。报纸判断是非善恶，不应出自自己的喜好做出主观的判断，而是应该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判断要出自公心。五是节制。报纸的传播范围越广，它所形成的舆论影响范围就越大，有时它会超过预计。所以对舆论的深度和广度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把握，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负面效果。

　　3.宣传策略方面。梁启超在其新闻宣传实践中，尤其注重宣传的策略，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个方面：一曰激发读者兴趣，切忌注射式宣传。二曰以自身的情感刺激读者的情感。三曰通俗，不能脱离读者实际太远。四曰抓主要矛盾，先主后从，纲举目张。五曰和风细雨，步步浸润。六曰虚实结合，主观见之客观。七曰立论务公平，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八曰分阶段，由近及远，自小而大。九曰持义至坚，锲而不舍。十曰察读者心理之微，攻暇不攻坚，使之移情于不觉。

　　在上述宣传策略中，梁启超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首先，从内容上，新闻宣传要抓住读者的兴趣，尽量使宣传的内容丰富多彩，并且多注意与读者进行情感交流，这样才能使读者产生信任，接受宣传。其次，从语言上，宣传要通俗，充分考虑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因为宣传的对象是人民大众，必须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若夫妄谈学理，广列异闻，自耀其博，而不顾读者之惟恐卧，此则操术最拙者也”[4]。报刊的宣传必须领先于大众，但是同大众的距离又不能太远，没有先进性就谈不上引导，距离太远又失去了报刊宣传的现实意义。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浸润”和“煽动”两种报刊宣传的方法。他肯定猛烈煽动的宣传方法会在短时间内快速起到明显的效果，但“煽动所得为横溢之势力，故其弊之蔓延变幻，每为煽动之人所不及防；浸润所得为深造之势力，故其效之锡类溥施，亦每为浸润之人始愿不及”。慢慢浸润，潜移默化的宣传所取得的宣传效果更为持久，也更为深入人心。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

　　（一）革命派的报刊活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对当地的《隆记檀山新报》进行爱国救亡的改造，使其由华侨报纸转变成为宣传革命的报纸。1900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这是革命派利用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进行革命宣传的开端。同时，《中国日报》社也是兴中会的起义联络机关。随后，郑贯公创办的《世界公益报》《有所谓报》等也在香港出版。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随后在东京创刊。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对三民主义的宣传成为《民报》的主要任务。在国内，1901年清政府出台“新政”，对报纸、言论的管制有所松动，因而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开始由海外转向国内发展。1902年在上海创刊的《大陆》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创刊于1896年的《苏报》在1902年逐渐成长为革命派在上海的言论机关。1903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其言论达到最为激烈的程度，最终因得罪清政府而被查封，并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明治维新后迅速走向强大之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为向日本学习，纷纷赴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这些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报刊，宣传民主革命，使日本成为革命派在海外的重要舆论基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报刊主要由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著名的有湖南同乡会的《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等。同盟会成立后，留日学生出版的这一批革命报刊，绝大多数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在同盟会总会的组织下，在同盟会各省分会的直接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当中有一些实际上就是同盟会各地区分会的机关报。它们的编辑、撰稿和发行人，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或参加同盟会的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5]这些留日学生报刊在国内各地也设有发行机构，向国内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白话报刊由于用通俗的口头语言编写，文化水平有限的下层民众也能读懂，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革命派和改良派纷纷创办通俗白话报刊，白话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创办的白话报刊中，持革命立场的占了很大比例。革命派创办的白话报刊以《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为代表，它们面向社会基层的普通大众，开通了社会风气，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覆盖社会各个阶层，起到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扫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