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的文化解读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斗争中，有一批爱国的中国基督徒参与其中。他们为什么投入这场革命运动?革命与信仰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一、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

　　1901年，中国牧师黄吉亭和胡兰亭在武昌创办了书报阅览室，他们从上海等地购进大量进步书刊，任人备览，以日求一知，故取名“日知会”。因为有美国圣公会背景的掩护，日知会所购新书日报甚多，公开宣讲，批评政俗。1906年，革命党人刘静庵等人对日知会进行改革，并订立章程，发布《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革命书刊，每周日在教堂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国之道。自此，由基督教会开办的阅览室演变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许多革命者以读书学习为名，在日知会内进行革命宣传。1907年元月，因叛徒告密，刘静庵等9位日知会员被捕入狱，5年之后刘静庵病死狱中，时年36岁。

　　在反清宣传活动中，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文华书院表现突出，如师生创办进步刊物《文华学界》，刊发的文章常隐有革命宣传之意，编者作者常用的笔名有“新中国之新国民”、“先觉者”、“法兰西士”，学生们常以革命为谈资，学校充满了自由民主的气氛。教师余日章、张纯一合作创作了文华学生军歌，歌词为：“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军歌本为学生军操课所用，后被“救世军”传唱到校外，并广为流传。武昌首义时，新军高唱“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的歌曲，投入与清军的战斗。

　　武昌首义中，余日章(后担任基督教男青年会总干事)贡献颇大：他发动武昌圣公会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红十字会”，奔赴前线救护军民；汉阳失守后，任“总理后路粮台”，在枪弹中为起义军采办军粮。

　　文华书院亦有学生直接参加了战斗，如董楚臣经黄吉亭牧师介绍任黄兴传令官，参加刘家庙战斗负伤；曹道兴参加汉口之役，其妻傅翠云也加入学生队，因作战勇敢，被称为女将军。红十字会有基督徒女医生张竹君，救援中表示“尽我天职，其他均非所计”。随着战斗伤员不断增多，一些教牧人员组织基督徒参加救护工作，并建立临时战地医院。

　　二、革命者皈依基督教的原因

　　日知会精英除了黄吉亭、胡兰亭牧师，还有领袖人物刘静庵，以及骨干余日章、殷子衡、曹亚伯、张纯一等。当年参加革命的基督徒皈依情况分为两类：一是革命前已经受洗，如余日章，其父余日卿为圣公会牧师，这类基督徒接受信仰多受家庭影响；二是革命中与教牧人员过从甚密，通过日知会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并把信仰理念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中的代表有刘静庵、殷子衡等。

　　刘静庵因为痛恨朝政腐败，希望以从军入武的方式来改造社会，遂加入军队，后遭猜忌而离开，其间曾至民间考察，宣讲民族主义。通过社会实践，刘静庵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他接受基督教信仰是通过曹亚伯结识了胡兰亭牧师之后。与大多数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刘静庵“服膺教义”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特点是把基督教义中的拯救观、博爱观作为救世的真理，并与中国文化元素融合，进而使救国思想一步步升华。比如他在狱中每日必做祷告，常引中国古代哲学配合圣经所讲道理，转授同狱难友。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他逐渐厘清了革命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即信仰是理念，能够指导革命行动。他说：“……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基督教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把基督教的拯救观升华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以此作为革命的锐利武器，是刘静庵信仰基督教的一大特点。他主持日知会，全力进行宣传鼓动，培育了整整一代湖北的革命觉人，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基础；入狱之后，他受尽酷刑，但毫不屈服，时人称为铁汉。后人对其评价为：“革命最力，信教最笃……在狱五年，未尝一日废学。”

　　殷子衡参加革命的动机与刘静庵相似，他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动机有三：其一是从留心时务而起，其二是从读书有感而起，其三是受慈悲心的驱使。他出生在传统文化颇为浓厚的家庭，由同情心和忧国忧民的思想而产生了革命冲动，与刘静庵等人被捕入狱之后，其宗教信仰渐渐与刘静庵走到了一起。牢狱生活给殷子衡深入了解基督教信仰提供了机会，他受刘静庵引导，阅读圣经，探讨教义，在理性地对儒家、佛教和基督教进行比较之后选择了基督教信仰，皈依并取教名“勤道”。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儒佛思想“独善”的内敛性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动力，而基督教的外推性，以及博爱、服务、牺牲的特点，可以与相革命契合。

　　与刘静庵、殷子衡不同，张纯一是通过参与教会活动，与牧师及基督徒交流，而对基督教信仰产生好感。张纯一曾任文华书院国文教习，经常出入日知会，并参加教堂礼拜。他发现基督教“不辨妇孺皆可实践，信可率人以共由”，遂于1905年受洗。在信仰的历程中，张纯一还认识到：“以欲革新国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并创造军歌，进行宣传。

　　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革命党人皈依基督教，并作为一个群体参与社会变革运动，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基督徒的人格魅力，以及基督徒相互影响、相互感染、相互鼓励和相互支持的奉献精神，如刘静庵结识胡兰亭、黄吉亭等爱国开明牧师，殷子衡在狱中向刘静庵学习基督教义而皈依等都说明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