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的文化解读(2)
辛亥革命网 2014-05-14 00:00 来源：《天风》2011年第12期 作者：康志杰 查看：
三、基督徒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
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文化冲突激烈。面对数百次大大小小的非教风波，国家的无能、民间的发泄以及中国民众遭到严酷惩罚的教案结局，使中国基督教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神信仰，在中西文化冲突、信仰与非信仰的矛盾之中，中国基督教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基督教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的自我身份认识开始发生转变，基督徒认为：“国之休戚荣辱，即民之休戚荣辱。未有国将亡，而民独能幸安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祖国，我们怎能爱我们看不见的天国。”参加革命的基督徒都十分明确自身的定位：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基督徒。在民族意识觉醒、爱国热情不断高涨的形势之下，以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投身于革命成为必然：黄吉亭和胡兰亭于武昌圣公会内设立日知会，目的是开风气，传新知；刘静庵、曹亚伯改造日知会，宗旨是反帝制，救中国。
在救亡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平信徒与教牧人员看法稍有差别：对于刘静庵、曹亚伯、张纯一、殷子衡等基督徒而言，救亡与基督信仰并无冲突，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时候他们会因为救国而选择了皈依。对于胡兰亭、黄吉亭等中国教牧人员而言，不仅仅要将上帝的福音传播给国人，而且要关注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他们看来，救亡和信仰是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椭圆的两个圆心”。
胡兰亭、黄吉亭“是具有民族色彩的基督徒领袖”，他们不仅“忠心教会”，而且“酷爱国家”(黄吉亭语)。两位牧师协助革命者改组日知会，积极营救革命党人。1911年6月刘静庵瘐死狱中，胡兰亭将怀念刘静庵的《狱中信徒》印刷出版。他们积极拓展教务，成立“中华圣公会”，开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之先河。
黄吉亭支持甚至参与革命的行动在教内外颇有知名度，1904年，黄吉亭在长沙营救黄兴，与革命党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07年，黄牧师赴日，当时的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浙江奉化人，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外交要职)对黄吉亭说：“你可算是革命党了!”黄一笑置之，表示出大无畏的气魄。
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徒群体开始走向成熟，他们在思考信仰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中，明确了个体在社会的定位和责任。
四、基督教教义对革命者的启发
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展示出一种救世性、入世性。基督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贫穷卑微的木匠家庭，一生备受凌辱与迫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以自己的鲜血完成救赎世人的重任。这种救世精神和解放式的信仰理念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救亡思想恰好契合，在竭力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者眼中，耶稣就是一个救世人出水火的革命者，如殷子衡曾说：“对于耶稣舍身救世的热心，我是非常钦佩的……福音的道理是救世的道理。”张纯一也认为，耶稣“甘服众役，不惜牺牲以利他”是“医吾国自私之良药”。
基督教倡导爱人如己，每个人都是灵、魂、体的结合，作为一个属灵的人，尊严、自由、和平都是与生俱来的。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无论贵贱贫富，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基督徒应该博爱互助。在基督徒刘静庵看来，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精神与革命党“为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宗旨不谋而合，他认为革命者应将基督教的道理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因此他在狱中常“予求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苦”。
最能说明基督教教义对基督徒革命者产生影响的是刘静庵在狱中书写的一副对联：“大块噫气嗟劳苦，帝天无言遂生求。”条幅的核心是最后一个字――“求”，“求”即“求道”――即民主、自由之道，摆脱封建统治之道。两句联文体现出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基督徒，在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誓死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决心。
作为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参与革命是直接从基督教教义中汲取养料，他曾陈述参加革命的缘由：“耶稣基督以自由、平等、博爱、牺牲、服务、立教，与罪恶势力，绝对不能妥协，本是革命的大势力。我们从前已有不少的同道努力于革命工作，或为倡导者，或为牺牲者……我们愿为奉教救国的克林威尔，而断不做卖主求荣的犹大。”黄吉亭的善恶观、是非观十分清楚，他的言行也带动了更多基督徒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
国家危难激发了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感情，民族感情与基督教的拯救观、博爱观相融合，使得基督教教义对中国基督徒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感。把爱祖国的政治理念与爱上帝的宗教信仰有机结合，将基督精神融入爱国情绪，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基督徒参加革命的鲜明特色。爱国基督徒坚忍不拔、义无反顾，追求民主、追求光明的革命精神，爱祖国、爱同胞的博大胸怀，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上留下了永远值得纪念的一页。
（作者系湖北大学法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