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良反制革命：清廷是怎样走上政治变革道路

　　当满洲人入关定鼎中原时，确实遇到剧烈反抗，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单单这些历史名词就会让人胆战心惊。不过，经过几十年强硬镇压和柔性安抚，满汉之间的冲突慢慢消解，除了一些具有浓厚种族意识的大知识分子外，中国人实际上已接受了满洲人统治中国的事实，种族之间的融合虽说没有全面开始，但在下层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已不再那么激烈，即便到了鸦片战争，汉人也没有利用外部危机而发难。直至甲午战后，方才发生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种族革命。

　　从维新到新政

　　甲午战争的真相，国内民众根本不知情，即便是读书人也没有多少人明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在近代中国的意义。只有从国内前往檀香山的孙中山在那里看到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并在外国舆论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能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军队本身，而在体制，在清廷的腐朽统治。这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孙中山是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家，他是这样认识的，就要这样行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三个月后，孙中山就在香港数度游说日本总领事，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武装反清。那时中日战争还在进行，按照孙中山的设想，日本人一定会和他合作共同推翻清廷。然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他们的目标除了领土、赔款，最重要的就是开放中国市场，准许日本资金自由进出。日本政府不可能支持孙中山这样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孙中山的第一次广州起义还未发动就失败。

　　这场未遂的广州起义究竟对清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还没有直接证据去证明。可以肯定的是，清廷在此前后开始的维新运动，多少具有防范革命发生的背景。维新运动就是要解决体用两分，本末倒置的问题，就是要像日本那样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某些改革。这无疑是对甲午战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种曲折迂回的回应。

　　维新运动顺利进行了三四年，不料到了1898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胶州湾危机促使原本平和的政治变革加速进行，在稍后的一百天里，年轻的光绪帝发布了数不清的御旨，恨不得一夜之间将中国引领至日本明治维新的轨道。

　　激进的政治变革无疑超过了社会一般承受力，引起了反弹，引发1898年秋天那场政治大逆转，维新终结，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那时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一个，即怎样引领中国走上世界，成为与东西洋各国一样的国家，就是要克服先前几十年盲目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中体西用。然而我们看到，当维新运动终结之后，所谓政治上的大逆转，恰恰与近代中国的大方向背道而驰，清廷不是引领中国迈向世界，而是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将中国与世界隔绝。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可能有许多原因和背景，只是统治者在面对这场民粹主义运动时，确实没有光明磊落，确实有利用其排外情绪以化解政治困境的企图。

　　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悲剧，当这场运动烟消云散，中国重新踏上新政路途。清廷在1901年的新政宣示，表面上看是一种自主行为，其内里则是1901年《辛丑条约》所表达的“辛丑共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尽快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尤其是观念上的差距。这就是“辛丑共识”的意义。中国从此又迈上了一条正确道路。

　　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

　　辛丑共识主要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民族危机。这个危机除了民族主义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势力日趋壮大，反清反体制已经不是几年前孙中山那样的小敲小打零星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行为。1900年8月，当中国的政治危机随着八国联军进北京，中国知识界一批精英不是想着救朝廷，而是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大有乘火打劫，重建中国的味道，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极端激进的章炳麟。章炳麟在会议期间愤然剪掉标志着清朝顺民的发辫，脱去了清国标志的长衫，改穿西装，并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宣布与大清国彻底告别。反满革命思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力量。

　　为了消弭反满革命思想，清廷化危为机，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重回几年前维新变法轨道。应该承认，清廷这次是动真格的，毕竟只是几年时间，中国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地方自治、教育改革、司法独立、近代城市的发展与管理等，都有许多新气象。随着地方自治的推广，绅商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发展了；随着教育改革，特别是新教育发展，先前争论激烈的科举制度竟然波澜不惊地废除了；至于司法，两千年帝制时代不存在什么独立不独立的选择，所有官吏其实都是司法官，现在不一样了，司法从行政体制中抽离出来，司法本身的分权制衡也在那时建构起来了。这都是新政时期的重大进步。

　　新政的政治进步是明显的巨大的，只是新政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方向性选择，没有为中国建构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机制。也就是说，这几年的进步和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时期的经济高速成长一样，都是行政独大行政主导的产物，从政治架构上说就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以君主的名义配置一切资源，无疑是高效且迅速。只是这种体制的弊病随着日俄战争结束而凸显，中国如果不能从政治上建构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模式，中国还有可能重蹈俄国人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