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良反制革命：清廷是怎样走上政治变革道路(2)
辛亥革命网 2014-07-10 00:00 来源：中国网 作者：马勇 查看：
日本的胜利不仅使清廷统治者惊醒，更重要的就像列宁所说，这是亚洲的觉醒。1905年的夏天，先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在日本胜利的激励下聚集东京，他们像朝圣一样欢呼日本的胜利，期望利用这样的胜利加快推翻清廷的进程。这些来自不同山头不同派系的革命者求同存异，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建构了类似影子内阁的组织系统，反满革命的势头从来没有如此高涨过。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高潮，其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了清廷的预备立宪。清廷在1905年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直接目标，就包含着以改革去化解革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党人吴樾跑到前门火车站舍身炸五大臣，就是要用革命的恐怖阻止清廷走上立宪道路。只是革命党人这一次有点失算了，革命的恐怖不仅没有吓倒这些考察大臣，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政治改革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因为革命党怕立宪。
1906年秋，考察大臣海外归来，他们向朝廷汇报考察心得，突出强调君主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他们不仅从政体上以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渐轻、有利于消弭内乱这样“三个有利于”奏闻朝廷，而且还具体分析东西洋各主要立宪国家的权力构成及权力中心，以为美国是以工商立国的国家，纯任民权，其制度与中国不能强同；英国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须抉择。与中国国情相似且其体制易于采择的只有日本。日本虽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宪之精神实行中央集权之主义，其政俗尤与中国近。
改良确实一度反制了革命
清廷的立宪运动对海内外知识精英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坚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梁启超所提倡、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君主立宪的稳步进行深刻影响了革命党，革命突然之间陷入空前低落。而且更厉害的是，清廷在稳定了国内局面之后，开始利用自己政治、外交上的优势，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继续庇护孙中山等被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因为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试图用暴力推翻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庇护中国政治流亡者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日本人其实就是多边下注，现在中国政府既然改革了，那么就听从清廷一次建议吧，就将孙中山暂时请出日本吧。而且随着孙中山的出走，在日本创办的那些革命报纸也随之关门或受到严厉打压，章炳麟先前风风火火的《民报》也在这种情形下被日本人关闭，章炳麟还为此与孙中山等革命领袖闹了一场不小的意气，这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从人性的立场说，从来没有天生的革命家，所有的革命家都是被逼上梁山，一旦形式转圜，可以改良，也真的改良，那些先前闹革命的其实很容易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在1906年之后，革命阵营发生急剧分化，章炳麟、苏曼殊等人眼见着革命无望，心灰意冷，托人找到张之洞等开明官僚，希望能提供一些资助，让他们西天取经，到印度当和尚，抄佛经。
章炳麟、苏曼殊这样的做法还只是放弃革命，更厉害更极端的是刘师培、何震夫妇眼见得清廷立宪全面推进，眼见得革命无望，几近公开离开革命，加入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过去说他们就此充当了清廷的鹰犬，其实今天看来，他们只是在国家形势趋缓之后回归主流放弃革命甚至反革命而已。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就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在清廷宣布立宪后，大约心中也有所感动，他在1908年前后竭尽心力写了一本《间岛问题》，主要是揭露日本人对中国东三省领土的觊觎。这本小册子写好后，宋教仁并不急于出版，而是托人转交给清廷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这无疑等于一纸投名状。袁世凯看了之后极为欣赏，托人传话希望宋教仁回来任职。宋教仁因故没有成行，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清廷立宪对革命的极大影响。
在清廷立宪运动影响下，革命几近彻底失望，只是清廷太不够意思的是，他们在立宪的同时没有宣布大赦天下，没有下令赦免孙中山、黄兴这些曾经武力犯禁的革命者。这势必留下这样的后果，不论出于生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些武力犯禁革命者只好继续犯禁，于是有徐锡麟、秋瑾这样的暗杀活动，有孙中山、黄兴不断策动的武装起义。这些行动虽说不能证明革命处于高涨状态，但对清廷的立宪无疑又具有一种倒逼的功能。革命与改良处在竞赛途中，究竟鹿死谁手，现在还真的很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