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暂行报律风波论新闻的绝对自由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此，民主的空气和言论自由的空间日益扩大。但当时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是一种片面的、绝对的自由，使言论自由畸形发展，最终导致民初“暂行报律”风波的产生。

　　一、“暂行报律”事件的大致经过

　　1912年3月4日，鉴于《大清报律》被废止后报界无章可循的情况，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民国暂行报律》，意在将报界言论、出版纳入法定轨道。它却迅速招致了刚刚从封建君主专制中解脱出来的全国人民，尤其是新闻界的一致指责。3月6日，上海《申报》、《时报》等11家报纸和中国报业俱进会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各埠”，指责“内务部擅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1]。孙中山接受报界意见，当晚下令取消《暂行报律》。尽管如此，3月7日上海多家报纸同时刊登了章太炎的《却换内务部所定报律议》，文中对《暂行报律》逐条加以批驳，并表明“种种不合，应将通告却还，所定《报律》拒不承认”[2]。3月9日，孙中山在《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中称“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决议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决议，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3]。《暂行报律》即被取消。

　　二、《暂行报律》风波所折射的绝对新闻自由

　　单就新闻自由来说，《暂行报律》实际上也并无苛刻之处。在民国政权刚刚建立，社会动荡、言论不一的背景下，为巩固新生政权，保卫革命成果，制定新闻法律来规范报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一做法却遭致全国人民和报界的一致反对。从表面上看，《暂行报律》遭到抵制的主要原因是立法主体和制定的程序不合法（未开国会、未经参议院授权而擅自立法）和《暂行报律》本身的漏洞（罪与非罪的衡量标准模糊）。 但如若结合当时的政局形势、报界精英对新闻法制的认识，以及言论自由观念的发展，就会发现当时反对者所谓的“程序不合法与罪与罪的衡量标准模糊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4]。从根本上说，报界反对《暂行报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绝对新闻自由观念对新闻立法的抵制。主要体现在：

　　（一）清末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及报界的反弹催生了言论自由的绝对化

　　从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颁布诏令“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第一次正式确立言论自由开始，中国近代报业就不断为争取新闻自由而努力。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报纸的自由言论和统治者的矛盾愈加突出。加之清末有名的“苏报案”的刺激，清政府颜面尽失，进一步刺激了其加快新闻立法的进程。从1906年7月《大清印刷物专律》开始，相继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和《钦定报律》5部近代新闻法规。这五部报律虽然促进了报界活动的规范化，但其本质上是为巩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并没有真正保障新闻自由，而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并且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此外，这些报律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政府可以随意更改解释，这就必然导致法治变成了人治，新闻自由丧失了内在的规定性，变成一纸空文。同时，清政府钳制舆论的行为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舆论压制的越狠，报界的反弹就越大，对新闻自由的呼声就越强。并且报界和清政府斗争的越久，实现新闻自由的愿望就越急切，斗争目标就越清晰，甚至达到神圣的地步。因此，新闻自由由于中国人坚持不懈的争取，逐渐地变得绝对化，达到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法规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应该废除的。

　　1912年，饱受清政府封建压迫的报界刚刚得到解放，正在民主共和所带来的新闻自由下自由呼吸的时候，《暂行报律》的出现犹如一声惊雷，引起了报界本能的厌恶和抵触。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指定报律，就是钳制新闻自由。“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一提到法或法律等字眼，不少人仍然会自觉地联想到强制、惩罚，而极少会想到自由、公平、制约国家权力等内容”[5]。因此，在民国建立之初，许多重要的法律还没制定就先制定《暂行报律》，是对当时报界绝对新闻自由观念的挑战，使人民不加批判地认为是“欲蹈恶政府之覆辙”[2]。于是遭到全国上下群起而攻之。

　　（二）近代以来对新闻自由观念的引进和理解存在偏差

　　新闻自由观念是清末时期引进的舶来品。由于中国缺乏自由民主传统，因此自由观念难免被误解。如章太炎在《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中说：“案民主国本无报律。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2]。这显然是对外国新闻自由观念理解的错误。又如，《新青年》在第七卷二期上曾刊载陈独秀的《法律与言论自由》，推出的观点是“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4]。这也反映了当时主要舆论方的绝对自由观念。此外，当时报界都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新闻自由的，新闻自由往往是鼓吹维新或宣传革命的工具。如果一旦因此受到追究和惩罚，他们就认为是侵犯了其新闻自由。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极端论调。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在他们那里，只是反抗当权者的有利武器，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绝对自由，这必然导致了新闻自由观念的绝对化。可以说，《暂行报律》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绝对新闻自由观念所催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