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政治制度改革为何失败：盲目仿效日本立宪(2)
辛亥革命网 2012-03-06 00:00 来源：历史教学 作者：谢俊美 查看：
1911年4月，湖广川粤等省爆发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清政府对四川谘议局负责人不适当的处理，和对请愿群众的血腥镇压，终于酿成了人民武装暴动，紧接着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的新政活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官僚纷纷上奏，指出：“今国势之危，过于汉季且将十倍，出万死而求一生，惟持国会与责任内阁成立。”并以朝鲜灭亡为例，“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当前解救危机的一线希望就是废除《钦定宪法大纲》，“弭一时之祸变之源者在此，奠万世无疆之业在此”。陆军统制张绍曾在奏折中则指出：“皇位之统宜定，人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要求清政府“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宪法由内阁起草议决，君主不得否决；军队调动指挥由国会议决，不许随意逮捕监禁枪杀人民；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及国务大臣”等十二条政纲。同年11月3日，继湖北独立后，又先后有湖南、陕西、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宣布独立，“大局几于瓦解”，时局对清廷越来越不利。至此，清廷终于决定采纳张昭曾等人的意见，下罪己诏，承认数年来政治制度改革“皆有名无实”“敷衍人民”，“此次变乱起源，其肇因虽有万端，归纳言之，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生出之结果”。宣布取消内阁暂行章程，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十九条信条，宣誓太庙，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全部要求。然而，已为时太晚，这时谁也不理睬它的这些许诺。人民指责它是“洋人的朝廷”，立宪派指责它“搞欺骗”，革命党人决心推倒它。清廷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终于在国人唾弃中走向灭亡。
列强对清政府的改革持冷谈态度
帝国主义承认，“在宣统朝代，列强无论联合地或单独地都未能有效地支持北京”。列强虽“赞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在创造这样一个政府方面做得太少”，相反地，“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积极地从这个政府手中争着经济权利，以致引起各省同声反对中央”。“满清朝代的崩溃，部分地是由于列强的默认”。在所有列强中，当时与中国政局关系最紧密的是日、俄两国。日、俄对于清政府的政治改革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尤其反对中国有一个中央化的有效率的军队，反对中国在满、蒙、新疆地区的任何进步政治举措。它们只是“寄希望于邻国的纷乱中趁机获得好处”。日本只是一个劲地“不赞成中国迅速进行政治改革”，“劲直地反对中国一切改变现状的举动”，“也不赞成中国向外借款以实行改革”，“而坚持要求中国先解决日本在满洲的悬案”。伊藤博文和桂太郎还采取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以日本政治家的身份“影响摄政王”，对摄政王的“任何举措”表示“支持”；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假装支持摄政王政府的时候，个别日本人又在鼓励中国南方的革命活动”。由于列强并“不支持北京欲使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导致了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失败。待到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帝国主义列强又指责它懦弱无能，不能迅速扑灭革命，决定彻底抛弃它，另择新的代理人。
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其统治早已腐朽不堪，难以为继。“今日之中国其敝坏固已达于极点，而毁屋重构，轮奂一新，未尝无及矣，则革命之谓也，弥缝补漏，跼蹐以处，立宪之谓也”。当时“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能解决中国问题“舍革命而无由”。改革阻挡不了革命狂澜，任何枝枝节节的改良都无济于事。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清末政治制度的改革失败，清王朝的灭亡是不足为怪的。
清末政治制度改革是1901至1911年间中国社会鼎沸年代的一部分，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变迁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宪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它们只是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不同而已。清末实行的立宪政体虽不完备，但毕竟已不同于封建君主专制，带有向资产阶级政权过渡的性质。它的一部分改革成果如立宪政治、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等，日后得到了保留和完善，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行民主共和政治的基础。由清末发端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并未因清朝灭亡而中止，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对封建势力的扫荡，以及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加速了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进程，把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再次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