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三大贡献

　　通常人们说到“辛亥革命”，指的是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之间4个月的革命运动。但是，这样的界定很明显是有缺陷的。第一，把辛亥革命的起点定在武昌首义之日，排除了“驱除鞑虏”革命目标的由来。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把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成立兴中会看作是辛亥革命的开端，因为兴中会章程不仅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更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创立民国”的革命纲领（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第八章中说他在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就“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但实际上1894年6月，他还在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表明他当时还没有打算革命，而是在上书被拒之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二，到清帝退位时也可以说辛亥革命已经取得成功，革命就应该“结束”了，但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这一点也得到了公认，如果以孙中山这一判断来界定，应当到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之前宋教仁被刺事件为止。宋教仁被刺事件是袁世凯彻底破坏“民国”制度的标志，由此引发了“二次革命”。既然是“二次革命”，革命的对象也已经变了，“一次”革命当然就是辛亥革命。

　　很明显，从界定辛亥革命的起始时间来看，讲辛亥革命，孙中山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他不仅是革命的灵魂，而且他是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概括来说，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孙中山提出革命理论、革命纲领，对辛亥革命实行了思想政治领导。

　　孙中山为辛亥革命制定了革命纲领和革命理论，他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和“三民主义”理论，是辛亥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以学者唐德刚之见，孙中山“驱除鞑虏”的口号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它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参阅唐德刚《民国前十年》一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的确是一个极富于政治智慧的口号，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关键。

　　孙中山对革命思想的宣传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首先，孙中山善于通过发表演说来宣传革命思想，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创新性的政治活动方式。在西方政治运作方式中，发表演说是政治人物联系群众极为重要的途径。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多在国外进行，因此他也颇为依赖演说这一方式。毛泽东曾说过：“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55页）学者唐德刚在他的《民国前十年》一书中特别描述了孙中山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称之为“孙中山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当时，他穿一身白色哔叽西服，头戴白色礼帽，风度翩翩，口若悬河，把那些留学生听得如痴如醉。按照唐德刚的说法，孙中山此次演讲一炮而红，此次演讲后第7天即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当选为总理，“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其次是借助媒体传播革命思想。现代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通常都是文笔优良的政论家。孙中山在伦敦被捕出狱后马上就用英文写了一篇《伦敦蒙难记》，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生动的描述、深刻的分析议论，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当然，孙中山知识丰富、思想深刻，这是孙中山演讲和写文章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孙中山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能够深刻了解世界发展潮流的政治思想家，因而他的三民主义理论、建国方略等等，都具有强大而又长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孙中山制造革命舆论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帮助最大、配合最得力的是清朝政府。一个典型事例是孙中山伦敦蒙难。清政府本来是要扼杀革命者孙中山的，却通过这一事件把孙中山造就成为世界级的革命家。这件事从清政府角度看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本来对方力量并不大、不值得一提，但清政府偏偏要大张旗鼓地“提”他，结果等于是帮他造势，最后竟然弄成为和清政府平起平坐的对手。同时，清政府内政外交越来越失败，不断地把人民一步一步推到它的对立面，支持它的人也不断地被分化出来。1911年“皇族内阁”出笼，导致本来并不接受民主共和的立宪派转而支持和参与革命，部分省区的立宪派代表人物通过谘议局或劝说巡抚宣布独立，或径自宣布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些人士参与革命，本身也是革命党影响的结果。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人士发动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人士的论战，对革命理论、革命思想的传播也起到了作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得到了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的支持，包括日本、法国、俄苏等国政府给了孙中山很多帮助，虽然他们基本上是别有用心的。甚至“革命”这个词还是日本人提供的。虽然古汉语早有“革命”一词，但现代意义的革命概念是从日本迻译过来的。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他们在当年11月10日到达神户，一上岸就看到当地日文报纸上大标题赫然写着清政府通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孙中山说：好！以后我们就说革命，不再说造反。从此，中国有了“革命党”的说法。最后，孙中山亲自领导和参与革命运动，对于扩大革命影响、推动革命形势逐步成熟，本身也是极为重要的宣传，尤其是孙中山作为一个愈挫愈奋、百折不回的革命家，他的坚持本身也形成了极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