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党军思想的形成原因分析及启示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毕生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终于认识到军事力量必须在政党的领导与支配之下是革命成败的重要因素。1924年6月黄埔军校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党军思想付著实践，黄埔军校学生军又称为党军。这一思想对我国以后的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思想的形成原因须从孙中山个人成长环境、革命经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及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等进行分析。对该思想形成原因的分析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孙中山党军思想的形成原因分析

（一）孙中山个人成长经历启蒙了党军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祖籍广东原东莞县，出生于农家，曾自称“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家道贫寒，幼习武艺”。早年先后于檀香山、广州、香港求学，在澳门行医。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曾当众发表反清演说，在场的人听说后赶紧躲避，只有陈少白、尤列、杨鹤岭附和，四人被戏称为“四大寇”。他仰慕太平天国，自称洪秀全第二。少年时曾致书豪头乡官吏，提出“禁鸦片、种桑蚕、办教育”的主张。还曾结识三合会首领郑仕良，参加三合会活动。1894年草拟《上李傅相书》，并赴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他接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宏图伟略，提出多项改革建议，遭李鸿章拒绝。在当时腐败专制的满清政府统治下，在各种努力失败之后，他认识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由于出生地东莞县靠近沿海，易于接受新的思想； 青少年时的人生经历，锻炼提高了他的组织活动能力，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使他自小就显示了惊人的组织活动能力、天然的领袖气质及对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思考和探索。孙中山接受的西式教育，使他不受传统忠君思想观念的束缚；所敬仰的太平天国及其所建立的强大军事力量严重动摇了腐朽清王朝的根基，使他认识到集合团体并掌控团体力量的重要性，这些都启蒙了他党军思想的形成。

（二）孙中山从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建立党军的重要性。

党军思想的核心是以党治军、以党制军，军队置于党的领导和支配之下。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主要依靠的是会党、策反新军的力量进行的。自辛亥革命创立民国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便以建立西式民主政治为理想目标，尽其所能开展组党、舆论和施政，但却忽视了清朝末年以来越来越重要的实力政治原则，尤其是军队的重要性。他们主动裁减了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在控制地盘方面作太多的努力。以至于发动“二次革命”时，面对袁世凯的优势军队，革命派很快就遭失败。护法战争、陈炯明叛变等一连串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有力的政党及自己政党掌握的武装力量。1914年孙中山首先集结政党的力量，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同年11月孙中山以洪门成员及中华革命党领袖身份，要求洪门“其内部一律按照总章、通则，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以免消息隔阂，而收指臂相助之妙用”。 1922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又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军校的目的与党军关系理论作了解释：“本党创办此校，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国建于党，无党即无国。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　孙中山根据新的“政党领军”模式，制定了一套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与军队的指挥体制，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明确强调军队属于党，全军必须为革命奋斗，强调：“国民革命军乃党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培育了党军思想的形成。

我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统治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的传统，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从未间断过，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权威思想根深蒂固，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朱熹，发展出完整的道德政治的理论体系，皇帝是帝国的家长，百姓的父母。历代统治者的权力都是通过武力打下来的，因此得治权者得政权，得王朝者得天下，政权为一家一姓之世袭，缺乏一个常恒、客观的法律限制。这些“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军队始终是皇帝及其统治集团控制和支配下维护其统治的工具。1840年，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国门被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也大力提倡科学、民主、自由，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权威思想并未彻底根除，信奉实力政治原则、军队为个人和小团体控制和支配的思想根深蒂固。历经无数挫折，孙中山不得不承认“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风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因此，孙中山党军思想的形成是历史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

（四）当时的社会现实及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启迪了孙中山党军思想的形成。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四分五裂、财政困难，蒙古西藏问题、帝国主义欺凌、人民素质低下（解放前中国文盲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90%），社会环境严峻。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没有权威人物能统驭全局，任何有实力的军阀都敢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武力的胁迫下，作为总统的黎元洪、段琪瑞、冯国璋、徐世昌、吴佩孚走马灯似地轮番登台下台。资本主义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不足以与雄厚的外国资本和传统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相抗衡。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重新看到了希望，对苏俄以主义建军、以党治军、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建军原则以及政治工作制度和党代表制度十分赞赏。孙中山在给派往苏联考察的代表团的手札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922年孙中山在与英国记者谈话中说“国民党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要淹死。我向英美求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的时候，就要抓住了它。英美站在岸上向我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能帮我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