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辛亥党人武装反清的策源地

　　开创了革命派的武装斗争道路

　　惠州1900年的三洲田起义，最早真正打响了辛亥革命运动武装反清之枪声；它和1907年之七女湖起义一道，成为革命派武装反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被孙中山称为初次革命失败的乙未（1895年）广州“重九”（公历10月26日）起义，虽前后花了大半年时间大致筹划就绪，但其尚未发动就流产了。也就是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反清起义第一枪，实际上是5年后由兴中会发动的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才正式打响的。正因如此，所以黄兴曾明确指出：“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

　　既然乙未广州起义失去了武装夺权机会，故它对通过暴力手段是否能推倒清廷的问题，并未提供什么经验教训。而庚子三洲田起义和丁未七女湖起义则与之大不相同：由于郑士良等党人在三洲田起义前，大力联络发动会党群众参与举义，故这次起义于1900年10月6日正式爆发后，附近之三合会众与广大村民，对“秋毫无犯”的起义军“多燃爆竹欢迎，或以酒食慰劳”之，并纷纷前来投军。这使义军由初起时的600多人，旬日间就发展壮大到2万余人。他们在为共和革命而战的半个多月里，先后“连克大敌，数破坚城，军威大振”，致令清广东地方当局者闻风丧胆，并使数路清军在东奔西跑的应对中大受重创。这次起义虽因外援无望而缺饷械，最后在白沙被迫解散了队伍，但它却证实了武装反清之路走得通。孙中山在次年论及这点说：“对于斗争的结局，我们毫不气馁，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起义表明，我们的人一旦获得适当的武装，并且做好大举的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军。”

　　随后的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次起义是孙中山于同盟会成立后亲自领导的第二次起义。其规模虽不如庚子惠州之役，但起义军队伍很快即“有众三百余人”；义军在一个星期内就连克泰尾、杨村、三达、柏塘、八子爷、公庄等处，令沿途 “守军闻风而逃”“疲于革命。”这次起义在打击敌人之后虽同样也以散队埋枪而告终，但冯自由却认为它“是革命史上最有名”的起义之一，并称颂邓子瑜在是役中“以区区二千元而获此战果，诚难能可贵矣。”

　　确立了革命派的反清起义方策

　　惠州两次起义基本上确立了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战略和策略——这就是依赖会党为起义主力，争取海外的经费和武器援助。孙中山及其战友在辛亥革命运动前期的武装斗争中，一直依靠会党群众来冲锋陷阵，这是由当时的客观与主观条件所决定的。在明末清初，牢记“反清复明”口头语之南方三合会，“以广东最盛”；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粤省各地“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会”者。革命党人冯自由在叙及惠属三合会众之动向时指出：“惠州归善县属之三洲田、稔山筹处”，“向为会党啸聚之区”，该地与“新安、博罗等处之健儿，咸静极思动，急欲一显身手” ；清廷官吏也惊呼：“惠州向称盗薮”，“至于匪踪，采分龙门归博数股”，“近因钦潮肇事，归善、博罗土匪潜图蠢动，警报迭闻。”

　　这有秘密组织之会党势力，是一支可利用的现成突击力量。鉴于此，孙中山在创建兴中会和中国同盟会时，都注意吸收一些三合会首领与骨干入党，以开辟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渠道，有利于发动会众参与反清武装斗争。于是，当时会党活跃的惠州是孙中山等最注重的地区。而这些跃跃欲试之三合会众，则成了惠州庚子和丁未两次反清武装起义的主力军。

　　孙中山为联络策动惠属会党奋起武装反清，早就与该地区的会党诸首领建立了密切关系。他1895年初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会后，即吸收归善之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宣示入党，并命其日后负责“经营惠州军事”；1905年冬，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分会时，又吸收了时在牛车水开旅馆谋生的归善会首邓子瑜入党。邓常与归善、博罗两处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等人“互通声气”，“预备随时可以在东江各邑起事。”就这样，孙中山在惠州依侍会党举行起义的计划与部署，全交给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和邓子瑜等来施行。后来之史实表明，他俩在具体负责联络与发动惠州庚子和丁未两次起义过程中，的确是做到了不辱使命。

　　史料显示，由嘉惠一带三合会众，及新安县之绿林、营勇等所组成的庚子三洲田起义军队伍，是在起义后的胜利进军中日益壮大起来的：1900年10月6日夜，三合会骨干黄福统领敢死队员80人发难袭占沙湾后，“革军人数仅六百”；11日起义军在向镇隆进发时，“于平山龙冈间号召得千余人”，期间会首梁慕光、江维喜等又在博罗“聚众千余人”，组成“革命军别动队纷起响应围攻博罗县城”，这使义军之数达3000余众；在几天后这支起义军向永湖挺进途中，“各处同志来投者数千人，兵数大增”，到19日革命军抵达黄沙洋、三多祝时，“四乡同志来投军者日众，前后二万有余”，他们在三洲田会齐，听侯郑士良来做总指挥。丁未的七女湖起义军，也多由三合会员组成。

　　惠州两次起义的另一共同点，是从外洋输入武器弹药和依靠港人与华侨资助饷款。对此，清粤督德寿在奏报惠州庚子三洲田革党起事折中有称：“奴才访闻归善属三洲田地方，有孙康逆党勾结土匪起事，并在外洋私运军火至隐僻海汊，转入内地……意图大举”；此次“惠州会匪潜谋不轨，军火购自外洋，煽诱遍及各属，竖旗叛逆。”冯自由在谈及这次起义的费用时则说：是役“所耗军资，除总理直接支付及拨给李纪堂（时任起义总指挥部会计主任之港商——引者）二万元令司度支外，余额多由纪堂解囊捐助，所耗不赀。”以致他在这位香港“革命富人”身后之挽诗中有“惠州倡义贡军粮”等句，并还撰文颂扬其谓：“清季革命党员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以李纪堂为第一”，以此来表彰其为辛亥革命所建树的勋绩。丁未七女湖起义之饷械依赖外援的情形，大抵与三洲田之役相似。冯自由在此次起义中，先后给黄耀廷、余绍卿等会党首领支付过近4000元经费，这全是华侨和港商捐助的血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