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辛亥党人武装反清的策源地(2)

　　以民主共和思想警醒国人

　　惠州两次起义最先用“武器批判”之方式，向国人宣传了共和思想，从而扩大了反清民主革命之影响，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观感。现有资料证明：庚子惠州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践行其武力推倒清廷、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最早尝试。孙中山在筹划这次起义的过程中，曾先后向法国驻日公使哈马德、英国驻新加坡官员斯韦以顿及港英总督卜力等人说：这次起义是“要推倒清王朝”，建立“一个新的华南联邦共和国”。日本福冈县知事及美《展望》杂志记者林奇等，在述评此次惠州起义时也认为：“孙逸仙及其党徒的计划”，是“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制统治”。他们拟以“两广等南清六省作根据地宣布独立，作共和政体，渐次向北清张扬，推倒爱新觉罗氏”之统治，使“支那十八省合纵为东洋大共和国。”而尤重要的是，孙中山的这一设想和计划，在起义军的宣传和行动中得到了体现：起义者曾致书香港报纸，公开宣布自己是“大政治家、大会党”，“俱欲发誓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国政大变，必须以贵重之代价博取之”；而起义军的军令所出及一切举措，则“悉以西法为准绳”。

　　丁未七女湖起义在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方面，虽不如庚子三洲田起义那样明确，但它的招军榜文中也有“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剿绝番苗”，“正面天子，立转明朝”等语。这同样宣达了其反清和反帝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广大民众以该起义军军纪严明，“沿途秋毫无犯”，而对之“大有箪食壶浆之概。”清两广总督德寿曾为此惊呼：此次“粤乱系由孙文之逆党主谋，意图大举”，“煽诱遍及各属……实非寻常土匪可此。”

　　总之，清末惠州地区的这两次起义，从舆论宣传及与清军作战两个方面，宣示了革命党人的反清民主革命宗旨，从而使国人开始认识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决不是清统治者口中所谓的“土匪”或“海盗”，他们实际上是反清排满的义士，要在中国倡行民主共和制的革命者。孙中山在后来忆及此役之重大影响时曾写道：“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有渐醒之兆”，适逢“国事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发矣。”

　　打击动摇了清朝在广东的统治

　　惠州两次起义打击了清广东当局的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其基层政权；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广大三合会众在这两次武装反清斗争中，则表现出了英勇奋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冯自由在日后之著述中，曾谈到三洲田之役重创清军的几次大捷：黄福率众于10月6日夜袭沙湾时，打垮了水师提督何长清所部前队200人，“阵斩四十人，夺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生擒三十余人，皆令剪辫服役。清军不知义军多寡，皆骇溃狂奔，革命军军威为之大振”；同月13日，近2000名起义军挺进镇隆时，在佛子坳再次大败何部驻守淡水的3000余人马，“杀伤甚众。是役生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及敌兵数十人，杀守备严某，夺洋枪七百余杆，弹五万发，马十三头，旗帜袍褂翎顶等物不计其数”；15日，当义军“数千人”往永湖前进时，“遇自淡水退回及惠州派来之清军大队约五六千人”，革命军与之“战数时，清军大败，向惠州、淡水、白茫花等处四散逃窜”，清陆路提督“邓万林中枪堕马，复逸”。这一仗起义军“夺洋枪五六百杆，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头，生擒敌兵数百人，皆令去发。是晚革军派兵蹑敌至白茫花，不见清兵残众只影”；17日，几千起义军乘胜进抵崩冈圩时，“见隔河敌军麕集，数约七千人，乃据高地以为守，布阵接仗，入夜出小队以袭敌，清军稍却，次晨遂压敌以为阵，苦战数时，清军大溃”，革军遂乘胜先后攻占了黄沙洋和三多祝，并于19日夜“宿营于白沙”。面对起义军日益壮大之革命声威，及其所向披靡的沉重打击，清粤督德寿在向清廷之奏报中仍感胆颤心惊，内有“归善匪势猖獗”，“归善匪势鸱张”，“归善之匪……犹豕突狼奔，横厉无比，戕杀弁勇，掠捉印官，各路会匪仍敢同时齐举，云集响应，罪大恶极无以逾此”，“该匪与官兵连次接战，互有胜败，凶焰益张，警报日至”等等。

　　冯自由在叙及丁未七女湖起义队伍大败清军之情况时写道：陈纯、林旺等于6月2日号召百数十人在七女湖圩场起义后，“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粤督周馥迭接惠州知府陈兆棠告急文电，先后檄调东路巡防营管带洪兆麟、李声振、吴鳌，及中路防营管带钟子材等赶速赴援。时党军有众三百余人，横行于水口、横沥、三径、蔗铺等处，所向披靡。5月2日洪北麟率兵到八子爷，为林旺领敢死士五十人从山后邀击，洪中枪堕马，所部死伤极众。李声振、吴鳌、钟子材各部亦连战俱北，令省城异常震动。粤督复电饬水师提督李准移攻潮州黄冈之师，从汕头往接应惠州，顺道由澳头登陆。党军与清军混战十余日，来去飘忽，使清军防营为之疲于奔命。”广东官绅面对这次起义的冲击，在向省吏的告急文电中谓：近日来“七女湖股匪……甚猖獗”，“毙勇夺械……声势颇张。并闻由港澳逃来及乡村伏莾者，数以千计，府城营勇调遣四散，城内兵单，人心惶恐。伏乞迅速拨勇即日到惠驻扎城中，以镇人心而安商业。”显然，七女湖义军也打击了广东统治者和地方士绅。

　　综观全文可知，惠州庚子三洲田和丁未七女湖两次反清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过深远影响。惠州之下层劳苦大众在这两次反清起义中，既彰显了近代广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心”，又以他们自身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铸就了惠州地区作为辛亥革命运动中反清武装起义策源地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