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孙中山研究60年(2)

　　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和政治氛围中，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作为一种官方扶持的“显学”，于蒋介石“治台”期间从起步勃兴走向快速发展。其主要表现有：第一、台湾省先后出现了研究孙中山的专门机构和队伍，其机构有由大陆迁台的国民党党史会，1957年恢复的“国史馆”，195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1972年建成使用的“国父”纪念馆，还有附设在一些大学内的孙中山或三民主义研究所等；它们凝聚形成了一支较精干、有活力的专门研究团队。第二、各研究机构和广大学者编撰出版了不少研究孙中山的资料集，及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开创了台湾孙学研究的良好局面。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蒋 “主政”的25年中，台湾地区共出版孙学著作近190部，另发表论文1040余篇——著作和论文之年平均数分别为约7部和40多篇；在纪念孙中山百年华诞的1965-1966年，还出现了孙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当时约出版了“孙研”著作72部，发表论文740多篇。这说明台湾第一个时期的孙中山研究，的确有了快速发展。不过我们也应指出，此“官学”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它始终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尤其是国民党“正统观念”之制约束缚：其研究的重点是孙中山本人之思想与实践活动，研究的领域仅限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史事和人物，从而令整个孙中山研究具有浓重之政治色彩与历史偏见，而缺乏学术公正性。针对这一问题，台湾学者吴相湘曾在60年代批评说，台版的孙中山传记大多“没有引用新史料”，在内容方面未能“敷陈新义”；台北《传记文学》的主编刘绍唐，则更在文中慨叹有人把孙先生“神化”起来了，致使人们对他“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

　　孙中山研究的第二个时期，是蒋经国“治台”的12年多时间（1975年4月至1988年1月）。这是台湾孙学研究继续发展的时期。

　　蒋介石于1975年4月死后，蒋经国“主政”台湾期间，同样很重视孙中山有关的节日纪念活动——其常出席并主持中山纪念周（月）、双十节、国民党建党与黄埔军校成立纪念日等活动，并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父’的建国纲领和目标，才是中国富强唯一道路”。他又在一些文告里再三指出：“三民主义旨在实现世界大同”，广大党员和民众应“以三民主义为共同奋斗的指南”，“为实践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乐利的三民主义思想而奋斗。”1980年在高雄市西子湾创建了“国立”中山大学，并在校内树立了一座孙中山铜像，随后又在台北市设立了“‘国父’史迹纪念馆”（1987年），及“台北孙逸仙治癌中心医院”（1989-1990年）等。国民党政权这期间也发行了几种印有中山头像的新台币，另还印行纪念孙中山的邮票8套共11种，及航空邮筒2种。在蒋经国“当政”期间，台湾地区缅怀纪念“国父”的各种活动，一直方兴未艾。这种政治环境显然有利于其孙中山研究工作的扩展。

　　蒋经国当局上述纪念孙中山和宣扬三民主义的各种活动，当然也有为现实政治目的服务之功利性。他们于1981年议定放弃老蒋提出的“光复大陆”口号，而改用“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奋斗到底”之新提法，并将之定为“基本政策”。由此可知，小蒋和老蒋一样，他之重视纪念与缅怀孙中山，及大力扶持台岛的孙中山研究工作，也是出于“反共复国”的御用需要和政治目的，只是在新形势下其所提之口号有异罢了。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蒋经国在大力扶助孙学研究方面又不完全等同于蒋介石，而是“在政策上有所变通”。他在任内逐步放松了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孙中山研究的控制，并开放与鼓励对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于是，台湾史学界的不少人（尤其是“海归派”）逐渐摆脱了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大力拓展新领域之研究，并开始以多元化的学术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孙中山及其周边人物之相关史事与活动。因此，台湾第二个时期的孙学研究工作仍有较大发展：岛内当时不仅新成立了“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及附属在各大学里的一些孙中山或三民主义研究所等学术科研机构，而且还涌现出了一批学术新人及不少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在纪念辛亥革命70年之1980 -1981年间，形成了全岛孙学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期间共出版“孙研”著作45部（论文数不详）。据不完全统计，在蒋经国“主政”期间，台湾政学人士出版了孙学论著100余部，发表相关论文110多篇（论文统计可能有误差），每年平均出版论著近9部，发表论文约10篇。

　　孙学研究的第三个时期，是李登辉、陈水扁先后“执政”于台的20年时间（1988年－2008年）。

　　这个阶段可细分为李、陈2个阶段。这是台湾孙中山研究遭到“本土化”与“台独”思潮冲击，及在当局政治势力之打压下，由发展逐渐走向衰退的时期。台湾学者华中兴早在1992年论及此事时就指出：“目前台湾地区有关‘国父’与‘国父’思想的研究……显然未受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而且有人执意要排除有关研究，实有‘孙学凋零’之感。”此乃一针见血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