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资政院和谘议局

　　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也有诸多关联。很长一段时期，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它们多被视为清末新政“骗局”的一部分，近年来已有一些专题研究加以重新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剖析。

　　资政院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不得干预。同时，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又宣布了所谓议院未开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其中包括继中央设置资政院后，在各省成立谘议局。

　　资政院是中国第一次仿照西方代议制形式设置的全国性议事机关，1907年9月20日由慈禧准予设立，所谓“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清德宗实录》卷557）。其一方面宣称要改行立宪政体，逐步设立议院；另一方面又说立即成立上下议院的时机尚未成熟，先要成立一个资政院作为过渡。资政院规定设总裁两人，以王公大臣特旨简充；设副总裁2人或4人，以三品以上大员特旨简充。议员分钦选、民选两种，共200名。其中钦选100名，计分7类：宗室王公世爵16名；满汉世爵14名；外藩王公世爵14名；宗室觉罗6名；各部院衙门七品以上官2名；硕学通儒10名；多额纳税者10名。民选100名，由各省谘议局推选。

　　会期分常年会、临时会两种。前者每年一次，每次三个月；后者无定次，如召开，则每次以一个月为准。前者规定每年九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一日止；有必须连续会议之事，可延长会期，但限定在一个月内。其职权为：议定国家岁出入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订法规、弹劾大臣及议定奉特旨交议等事项。但议决事项须具奏请旨可否。

　　资政院成立时，清廷任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订”具体院章。1908年1月，又任命景星（曾任福州将军）、陆元鼎（曾任江苏巡抚）、丁振铎（曾任云贵总督）、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抚）为协理开办资政院事务。同年3月，还任命宝熙（内阁学士）、沈云沛（农工商部右丞）、顾璜（内阁侍读学士）为帮办开办资政院事务。后陆元鼎因病卸职，又增派内阁学士、署学部左侍郎李家驹为协理。溥伦是道光帝长子隐智郡王的长孙，皇族近支，慈禧任命他为资政院总裁，是想通过他把资政院这个议事机构实际控制在皇族手中。

　　1910年10月4日，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常年会。在这次常年会期间，民选的立宪派议员不但明确提出了速开国会的政治主张，以及弹劾军机大臣和论驳上谕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进取精神，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颇具近代民主色彩的议案。这些提案和议案，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教、风俗和地方事务等各方面，诸如速开国会、申明资政院立法范围、请赦国事犯罪人员、铁路公司适用商律、商办铁路非经国会协赞不得收归国有、著作权律、修正报律条文、修改结社集会律、改定教育法令、停止学堂奖励明定学位、制定地方学务章程、规定通俗教育、确定义务教育以谋教育普及、修正优待小学教员章程、推广私立法政学堂变通办法、全国中学堂改习兵操、采用阳历纪年、优待军人学生以资鼓励、广设宣讲所以开民智等。

　　在付诸表决时，民选的立宪派议员往往利用在资政院内形成的民主政治气氛，迫使钦选议员顺从自己的政治要求，如在表决速开国会和剪辫易服的具奏案时，立宪派议员决然反对无记名投票法，而是坚持使用记名投票法。其目的，即不给钦选议员以阳奉阴违、含混搪塞的余地。结果，前案以全体赞成通过；后案以101票赞成、27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就连庄亲王载功、贝勒载润等满族亲贵，也因大势所趋而投票赞成剪辫易服。弹劾军机大臣的具奏案，也是以起立表决的形式，以112人的绝对优势而获得通过。

　　另一方面，立宪派议员在与专制皇朝抗争时，政治上的妥协性依然存在。他们对许多重要的政治议案不能始终坚持，常常使之不了了之，未能产生重大的实际社会政治影响。如他们提出了请求速开国会的议案，并在会上极力争取，但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缩短至宣统五年，并决意以强力对付继续请愿的各省代表时，他们只得屈服于专制的淫威，不再继续要求缩短年限，放弃了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的政治要求。又如持续了40多天弹劾军机大臣的议案，在专制皇权的高压下，他们的斗争锋芒渐钝，先从弹劾军机大臣转为请明定军机大臣责任；再改为呈请申明枢臣责任并设责任内阁；又变为只请设立责任内阁；再转而取消奏稿；最后终于再次通过了弹劾军机大臣的具奏折稿。

　　应该指出，尽管资政院内民选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诸多议案或未议及，或议而不决，或决而无效，但其中确有不少议案或议案条款，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带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的色彩，也促进了立宪运动的开展。有学者对清末被选入咨议局和资政院的议员作了具体研究，他查阅了300种地方志，在1650个议员中，查得将近900个议员的出身，并考察了这些议员的年龄、教育背景、经济状况、职业和政治经历等，认为“这些议员是中国传统士绅的最后一代，但大都接受了新式教育，有的还留过学”，并将他们称为进步的保守分子，“因为他们赞同渐进的改革，以促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是，对于曾给他们某些社会的领导地位和舒适的经济环境的制度，他们希望保存”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韦慕庭序，第2页）。

　　即便如此，他们仍招致很多守旧和贪腐官员的诋毁和仇视。还在资政院会议期间，陆军大臣荫昌、副大臣寿勋就上折抨击其“所议殊多逾越”，提醒摄政王载沣“若不及时预为限制，将来国会成立，必至与政府冲突不已，因以酿乱招亡。远则法之路易十六，近则土耳基（其）、葡萄牙，皆我之殷鉴也”。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闭会不久，时任正副总裁溥伦、沈家本即被撤换，改由世续、李家驹出任，并于1911年5月修改了资政院章程，取消了资政院议员请求召集临时会议的权力，规定凡需变更会议议程，“由行政衙门同意行之”。资政院第二次常年会的召开，是在1911年10月22日，武昌起义已经爆发，结果在“选举”袁世凯为责任内阁总理后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