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资政院和谘议局(2)

　　谘议局

　　资政院设立后，各省奉旨则有地方政治议事机构——谘议局的开设。根据《各省谘议局章程》规定，议员选举有资格限制，凡年满25岁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方有选举资格：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三年以上；中学及以上毕业；举贡生员以上出身；曾任文七品武五品以上实缺职官；有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议员候选人，则须年满30岁。

　　依照上述规定，即使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浙江省，符合选民资格者也只占全省总人口的0．51%。一项范围更广的统计显示，在全国总人口中，各地谘议局的选举，由于投票的财产和教育限制，实际上不到0．0004%的人参加投票， 其结果，谘议局的人员自然由上层士绅控制，十分之九的议员都有科举功名，其中18%拥有进士头衔（【美】魏斐德著，邓军译：《中华帝制的衰落》，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25页）。

　　各省谘议局规定设议长1人，副议长2人。议员由各府、州、县从官绅和实业界名流中选派，任期3年。常驻议员依定额十分之二。谘议局有权议决本省行政兴革事件、预决事、税法、公债、选举资政院议员等。但议决事项，须取得本省督抚同意才能生效，实际上只能提出建议供督抚采纳，不能监督地方行政。

　　自清廷规定开设谘议局，各省立宪派的主要力量都投入谘议局议员的选举活动，他们打算先在各省把自己的力量集结起来，取得立足点，再走向全国性的联合。他们对谘议局的选举抱有很大的热情，把它视为参加地方政务的良机，大声疾呼：“列位要晓得，国是人人有份的。一省的政治，人人该望他进步的，快快提起脑儿，想一个才学两全的人写在票纸上，他日的好处真说不尽呢” （《敬告咨议局初选选举人》，《申报》1909年2月23日）。

　　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各省谘议局在1909年10月分别开局议事。按照规定，其常年会于每年十月召开，会期一般为40天；遇有必要时，可随时召开临时会，会期一般为20天。同年12月6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写道：“大多数省谘议局都选举了士大夫为议长。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们那样从容不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有秩序地讨论议题。每个谘议局都为记者准备了席位，为他们提供的议程表详细得令人吃惊”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643页）。

　　作为反映民意的地方议事机构，其议员绝大多数是地方士绅。据统计，在清末各省的谘议局，士绅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21名各省议长中，士绅就有20人。在各省谘议局议员中，至少有145人曾经留学日本，他们分布在除黑龙江、甘肃、新疆以外的各省谘议局，其中直隶17人，奉天（今辽宁）4人，吉林1人，山西11人，河南5人，山东8人，陕西1人，江苏17人，江西3人，浙江15人，湖北19人，湖南8人，安徽1人，福建4人，广东3人，广西10人，四川10人，云南4人，贵州4人。各省咨议局的正、副议长中，有近五分之二是留日出身，在全部21省谘议局中，握有14省谘议局的领导权。

　　各省谘议局成立后，围绕着地方政务与本省主政官员间发生许多争议。按照章程的规定，谘议局要议决本省的一些政务，并要求督抚遵照执行，督抚们则顽固地坚持旧体制，要继续大权独揽，不容他人置喙，于是双方冲突频起。湖北谘议局成立后，就由议长汤化龙提议，经全体议员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督府向谘议局提出省财政预算案，遭到督府的拒绝。汤化龙等人援引日本等宪政国家地方议会的通例，坚持要审议。最后湖北官府不得不让步，向谘议局提出省财政预算案。经分组审议核减，才决议交还督府公布。此事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被舆论称为地方议政的楷模。

　　在直隶、陕西、四川、湖南、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曾先后为议决本省预决算的问题发生激烈争执。谘议局要求督抚报告年度预决算，并接受议员们的逐项审核。地方财政历来被当地官员视为其“利薮”，熟知官场内幕的岑春煊曾透露：“各省旧习，库存外销之款，多为督抚挪用，甚至浸及公项。视其人权力如何，无能与抗”（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页）。当地官员自然也容不得谘议局过问，于是双方互不相让，相继向清廷“告状”，朝廷则多是袒护督抚。

　　即便谘议局对各省督抚的行政权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制衡作用，但它的存在以及议员们的提案、辩论、表决和抗议等程序的运作，还是令长久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人们耳目一新，多有启迪，客观地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1909年12月29日，各省谘议局设立不久，就有一位在华英国人指出：“各省谘议局都同样对朝廷构成某种威胁，如果各省谘议局顺利发展下去，这看来是可能的，它们的步子会迈得更大，各省将获得比过去更多的独立性”（《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第649页）。当然，这是不愿最终放弃专制统治的清廷所不愿看到的，这就注定谘议局的前程凶多吉少。

　　结语

　　清廷的一些权贵，原本就不热衷推行君主立宪。奉慈禧之命，曾起草试行立宪懿旨的政务大臣荣庆，后来就与铁良等人站到了宪政的对立面，认为君主立宪有害无益：“吾非不得知立宪政体之美，顾以吾国政体宽大，渐流弛紊，今方宜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可也。若不察中外国势之异，而徒徇立宪之美名，势必至执政者无权，而神奸巨蠹得以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非小”（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载沣等人执政后，一方面设法削夺袁世凯及其党羽的权势，一方面对立宪派人横加压制。这就激起了立宪派人的警觉和反感，他们决意通过请愿早开国会，推动立宪进程。各省谘议局成员则是他们主要的政治代表，国会请愿运动亦集中反映了这批人的政治诉求。

　　请愿速开国会是在维护清廷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把君主立宪宣扬成当时救国的惟一良策。仿佛只要国会一开，一切就会好起来。但无数事实证明，对这个腐败的政府不能再有任何的希望。期望它的恩赐，指望它来实行任何根本的改革，都无异梦呓。立宪派人希望用提早召开国会的办法来挽救社会危机，消除革命的爆发，维持清廷的统治。但其一年之内连续三次请愿速开国会遭到拒绝的事实，再次证明对它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清朝政府一系列倒行逆施，完全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彻底暴露了冥顽颟顸的可憎面目，包括立宪派在内的一切爱国者，对它不再抱有什么期望，它的统治也快走到尽头，辛亥革命的风雷已隐约可闻。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