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两次伟大的革命。两次革命虽性质有别、结局迥异，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其历史功绩，必将彪炳史册。

    　一、辛亥革命虽是旧民主革命，但它推翻封建帝制、开启民主共和的历史贡献决不能否定

    　鸦片战争是我国近代史的序幕，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屈辱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我国土，戕我人民，掠我财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曾出现过三种社会运动形式，这就是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概括的：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最为重要。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他的革命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他也曾对清朝政府抱有幻想，甚至上书李鸿章，把革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封建上层官僚身上。后来他从西方列强侵略日甚一日、清朝政府丧权辱国、人民苦不聊生的现实中，“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遂得出结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86页）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组织过多次起义，均告失败，但他没有动摇。为了指导革命，孙中山提出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颠覆”满人统治，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发展实业等。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代表了这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孙中山的革命意志虽坚定，革命纲领也较明确，但他的革命抱负最终没有完全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注定了它无法战胜有西方列强做靠山的反动势力，革命的果实被一批封建余孽、军阀政客所篡夺。革命后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原本已混乱不堪的局势变本加厉。由北洋军阀组成的政府，实质上是封建专制和形式上的议会民主结成的怪胎，民主共和至此已名存实亡。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伸出了援手，促使他由原来的“向西方学习”转向“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三民主义注入了新的革命元素。但由于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孙中山的努力没能挽救旧民主革命失败的命运，旧民主革命走到了尽头。只有弃旧图新，另辟蹊径，中国革命才有光明前景。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终于迎来了曙光。

    　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说它不彻底，因为它虽名为民主革命，却既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也没有消除封建压迫，解决人民解放的问题，工农劳苦大众的悲惨处境，没有因为革命而有任何改善，这种不彻底的革命必然会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决不能一笔抹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使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羁绊。那些封建余孽复辟帝制的白日梦不止一次地被粉碎，就因为民主共和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历史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再也不会倒退回封建帝制时代，这是辛亥革命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辛亥革命的意义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历史参照，这就是在近代中国，不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革命不可能真正成功。一句话，中国需要一次荡涤半殖民地半封建污泥浊水的更加猛烈更加彻底的革命。

    　二、新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功绩当永远铭记

   　 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跨越，从客观上说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从主观上说是因为出现了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和能够指导这一变革的先进理论。先进社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辛亥革命发生之际，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还较薄弱，到五四运动时，它已发展成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并在“六三运动”中登台亮相。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政治上更加自觉，行动上更加坚定，已经能够担负起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重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对革命的坚强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由于有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革命运动才得以蓬勃开展。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在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后，他认识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革命需要新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不少先进分子一样，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样板，不少先进分子从中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但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毕竟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不可能相同，因此，既要走俄国人的路，又不能照抄照搬他们的经验，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都进行过探索，但真正从理论上系统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性质分析起，得出了关于革命对象、革命性质、革命领导阶级和同盟军、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新的重要结论。他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这一社会性质，革命的敌人依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倒这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这一革命不同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由它来领导，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教训。因此，这个革命只能由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来领导，领导力量发生的改变使这个革命虽仍属于民主革命，但已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民主革命。新民主革命面对的是十分强大的反动势力，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必须联合一切革命阶级、革命力量组成革命同盟军，才能战胜敌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不仅因为农民在中国人数众多，而且因为农民在旧社会受压迫最深，他们具有参加革命的迫切愿望。在中国历史上，农民曾举行过多次起义，但因为自身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农民起义的结局不是惨遭失败，就是腐化变质，而广大农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真正走上革命道路并改变自己命运。在革命同盟军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特殊复杂性，由于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革命愿望和要求，但中国民族资本的不发达和力量的薄弱，使得它又具有明显的软弱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既要团结它一道参加革命，又要防止它在革命中的动摇性，更要警惕它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点很重要，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