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2)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得出了同十月革命不同的结论。十月革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样，革命烈火都是首先在中心城市点燃，然后再扩大到其他地区，但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因为在中国的中心城市盘踞着强大的掌握武装的反革命势力，在那里举行起义，会使革命力量遭到灭顶之灾，“左”倾路线下发动的几次城市暴动遭到失败，就是证明。中国革命必须避开反革命的锋镝，绕开城市，深入农村，在那里建立革命政权，壮大革命武装，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新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必须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毛泽东指出，由于新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后必然会通向社会主义，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鸿沟，那种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仍需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再举行第二次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但由于中国经济落后，革命胜利后又不可能立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所以他说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共和国既非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又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过渡形式，但却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这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它的主要部分是关于革命，但同时也涉及到了如何建国，是革命和建国相统一的理论。这一理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合乎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确立，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既有了先进社会力量做领导，又有了先进理论做指导，这是新民主革命成功的两大保证，是实现从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历史性跨越的关键。

    　三、正确评价辛亥革命和新民主革命在当代仍是一个重大课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革命免不了使用暴力，免不了造成社会一定的破坏和震荡，这是毋庸讳言的客观事实。有人据此否定革命，认为革命的代价太大，不如采取和平渐进的改良方式为好，这种观点貌似有理，但它脱离具体情况抽象地议论改良和革命孰优孰劣，实则毫无意义。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只有把问题放到中国近代史的具体条件下，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改良虽也能对社会起到一些改进作用，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具有进步性，但改良不触动社会的根本制度，不破坏反动阶级的统治根基，就中国近代史的具体情况说，既解决不了救亡图存问题，也解决不了强国富民问题，作为权宜之计则可，作为变革社会的根本大计则不可。

    　改良再好，在近代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近代史上想通过改良道路改变中国现状的人，鸦片战争以来可以说是不绝如缕。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改良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不必说，就连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袖的孙中山，也曾对“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页）的活动深表同情。五四运动时期，胡适也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他和李大钊之间的“问题和主义”之争，实质就是“改良和革命”之争，胡适也是主张反封建的，他和李大钊之间的争论不是要不要反封建，而是怎样反封建。胡适虽也认为北洋政府是坏政府，主张要改革政治，但他提出的“好政府主义”，根本动摇不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在蒋介石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暴露之前，一些善良人士也曾对他抱有幻想，蒋介石上台，中间派中的多数是支持的，原因就是没有识破他的真面目。但他上台后，既不反帝，也不反封建，连中间派要求的有限民主，也不接受，反而对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把孙中山一手缔造的中华民国变成了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国家。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有哪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反动政府，会真心实意地或主动改良，或接受别人的改良主张，又有哪一个主张改良的人士不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事实证明，和反动政府讲和平、谋改良无异于与虎谋皮。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概否定改良。马克思主义认为，改良和革命是推动社会演变的两种不同形式，前者是渐进的，后者是激进的。当社会处于相对平稳，阶级斗争并不显露，统治阶级出于自信对被统治阶级还有一定程度的宽容时，改良这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是可行的，也能收到一定效果。而当社会处于剧烈动荡，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反动阶级已感到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时，他们不但容不得革命，也容不得改良，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一例。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赞不赞成改良，而在于有条件赞成，还是无条件赞成。有的改良主义者不管条件是否允许，一味顽固坚持，即使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康有为就是改良主义一条道走到黑的典型，从“公车上书”的领头人到辛亥革命的反对者，最后堕落成为顽固的保皇派，康有为的这一蜕变过程，折射了改良主义从进步走向反动的历史轨迹。

    　认为改良比革命好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革命使用暴力，而改良可以避免暴力。改良是可以避免暴力，却达不到根本变革的目的，何况最终也不为反动统治者所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可能做到温良恭俭让。革命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总会引起社会的一定破坏和震荡，但这是必要的，不这样又怎么能荡涤污泥浊水，清扫历史垃圾，换来一片新的天地？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反对一切暴力，要看是反革命暴力，还是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是残害人民、镇压革命、屠杀革命者的罪恶工具，必须坚决反对。而革命暴力则是摧毁旧制度、破坏旧势力、催生新事物的战斗武器，必须予以肯定。100多年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把暴力一概视为“坏事”的观点时指出：“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7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革命暴力作出的科学结论。

    　回顾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就会缅怀在革命中牺牲的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他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他们的革命选择不容质疑，他们的牺牲精神不容亵渎。我们要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继承他们的革命传统，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原载2011年第19期《求是》，作者系《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