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

　　20世纪初年，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危机四起的情况下，也曾努力挣扎，在形势的逼迫下，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力求消弭或缓解统治危机，延续其封建统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1901年始，它推出了所谓的“新政”，拾起了曾被它血腥镇压的戊戌变法期间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

　　“预备立宪”的出台

　　清末新政的推行，逐渐涉及到政治领域，于是便有“预备立宪”的推出。“预备立宪”这个口号，最初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来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他们一开始打出的旗号主要是“保皇”。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激化和人们对清朝政府失望的加深，“保皇”这个口号越来越失去吸引人的力量。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立宪法议》一文，先比较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这三种政体的优劣，认为君主立宪政体最优，那么中国是不是可以立刻实行这种政体呢？他说还不行，根据中国目前民智未开的条件，还只能先从事预备立宪，“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此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政治活动的中心口号，就逐渐由“保皇”转为争取实现“预备立宪”，并以此作为与革命派抗衡的主要口号。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立宪派人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报刊，加紧宣传实行君主立宪。这场战争是日本与俄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霸权而爆发的，腐朽的清朝政府却慑于列强的胁迫宣布“局外中立”，坐视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厮杀，当地人民蒙受巨大灾难。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次年订立的《朴茨茅斯和约》，重新分割了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侵略权益，将中国东北的南部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则继续据有东北的北部。

　　 对于这场战争，立宪派人从一开始就极为关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令他们对于战后中国“重则召瓜分之祸，轻则遭凌辱之殃” （《大公报》1904年3月29日）的前景不容坐视，时刻警惕着日俄双方及其他列强的举动；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这场战争视作是立宪与专制之间的决斗，并期望日本能够击败俄国，为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战争的结局，印证了他们的预期，要求立宪的信念益坚，并借此更积极地大造舆论。

　　首先，他们认为日胜俄败宣判了专制的劣败与立宪的优胜，呼吁国人必须从日俄战争中吸取教训，以求朝野人士猛醒，奋起改革专制政体，并告诫清朝统治者应当认清形势，顺乎世界潮流，否则势必将被淘汰。再次，他们鼓吹立宪是克服中国内忧外患的良方。在立宪派看来，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两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拯救民族危亡，二是阻止革命风潮。在日俄战争的启发下，他们找到了立宪这个解决问题的良方。他们认为，立宪或专制，不仅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也可以造成国势的强弱与民族的兴衰。俄国本是世界强国，但由于推行专制，遂致一败涂地，强调“中国今日之现象，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 （《大公报》1904年10月14日）。除了民族危机之外，另一个令立宪派人担忧的是1903年拒俄事件后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他们认为，革命将招致天下大乱和瓜分惨祸。他们用日、俄正反两个事例，告诉清朝政府立宪可以消弭内乱、维护统治，强调只有立宪才能消弭革命风潮，渡过危机。

　　日俄战争给予立宪派人很多启示，为他们宣传立宪主张提供了良机，同时也推动了清朝政府的“预备立宪”。战争加速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批为数不少的官员受到这次战争的强烈震动，开始明白专制难以久恃、立宪方可图存，纷纷赞同推行君主立宪。较早公开呼吁立宪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接着又有云贵总督丁振铎、贵州巡抚林绍年电奏清廷，要求变更政体。随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南巡抚端方等人，也以立宪为请。

　　这时，日胜俄败已成定局，国内外舆论均认为这是立宪不立宪的结果。在朝野舆论的督促下，1905年10月25日清廷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赴各国考察君主立宪制度。次年7月间，考察人员先后归国。他们出洋回国后，就上折奏请立宪，要求清廷颁旨，“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但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实行预备立宪的看法并不一致，不少人仍心存疑虑，甚至公开持反对态度。其担心的主要是两点，一是怕“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二是怕“立宪利汉不利满”。于是，载泽又单独上了一道密折，力陈“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有利有最重要者三端”，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载泽在晚清的最高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与慈禧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是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绵愉的孙子，降袭为镇国公。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其兄桂祥的女儿）。桂祥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光绪帝，就是隆裕皇后；二女儿嫁给端郡王载漪；三女儿就嫁给了载泽。载泽又是清末皇室成员中一位比较能干者，因而更得慈禧的信任。他在密折中强调的所谓“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慈禧听得入耳。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声称“时处今昔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页），具体立宪实行期限，则视情况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