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对辛亥革命的间接推动(2)

　　各自为路成不了国家铁路系统，这一认识是具有现代感的。但正如袁世凯、张之洞所奏之言：“错在决策的不合时宜”。因为它忽视了帝国主义入侵，尤其是八国联军带给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懑情绪，更无视百姓的直接利益。此外，盛宣怀既是新当选的邮传大臣，又经营着许多大企业。他主掌的汉冶萍公司可生产当时所需的一半左右的铁轨，有理由怀疑当初的决策同他个人的私心有一定联系。当然，不合时宜的决策背后是清政府的经济窘相。《辛丑条约》9.83亿战争赔款，加上新政所需巨额开支使清政府入不敷出，如1910年，清政府财政收入29000万两，财政支出35000万两，亏空达6000万两。为补财政缺口，各级政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社会动荡。这就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条件。

　　文化新政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文化环境

　　辛亥革命要在全国取得成功，单靠孙中山深刻的革命思想和他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起义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社会大背景的配合，而清末新政在教育与舆论等方面的改革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

　　新政中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废除科举制。清政府从1901年起开始逐步废除科举，在袁世凯、张之洞等推动下，慈禧于1905年9月2日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19世纪时，每次科举考试有近20万名考生，中榜率约为0.9%，做官率更低，为0.4%左右。但科举制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种改变人生的希望，从而把大量才子吸引到浩瀚的古籍中，抹平了他们的反叛思想。而科举废除后，官员选拔渠道多样化、知识新颖化和人生价值多元化等因素使得新式学堂中出现了一大批读书不为做官而为追求真理的新式知识分子。清朝学部总务司编的教育统计图表显示，1902年在校学生数仅6912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其中相当数量的学生投入到军校学习中，不少人还远涉重洋出国留学。新式教育使传统旧思想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催生了各种新的思想观念。他们组成了各种学派和团体，许多人后来又进入了官界、工商界、出版界、军界等社会重要领域。而新式知识分子中的相当部分成为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这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准备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见解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去影响社会，清政府不自觉地配合了这一渠道的建设。新政中，清政府相对放松了“报禁”和“言禁”。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全国各地的新办报刊为34种，1911年达209种，十年增长率约为515%。⑤1906年起清政府发布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应守条例》、《大清报律》等法律条文来规范和保护报业。此外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还规定“臣民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出版、著作及集会、结社等，均准其自由”。当然，清政府扩大报刊与言论自由度的主要目的是使舆论对新政能“以息邪说，而重关防”，“用以维持正义，防止讹言，使舆论既有所发抒，而民听亦无淆感”。⑥但舆论环境的放松为社会新的语境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西方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孙中山深知报刊的政治教化功能，“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⑦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在报刊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用高度凝炼的词语，使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传向整个中国。

　　革命党人深知文言文报刊是给读书人看的，所以大力推广白话报刊书籍。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直言不讳地正面号召反清反帝，奋起革命。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曾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此外，口口相传更是底层百姓的沟通方式。这种传播更易形成许多不利于清廷的“误传”。如浙江省遂昌县设立学堂，调查户口，南乡一带人们却在传说学堂会害人虐民，不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结果造成大批农民聚集，提出“誓灭学堂，以安农业”，旋即爆发了民变。⑧又如宣统年间，革命党人景梅久在陕西长安仰望当时天上出现的彗星，随口造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的谶谣，并假说此谣已流传了好久，不知是什么意思，故意引别人做出预兆“大清家快亡了”的解释，结果此谣使得“人心大摇动起来”。⑨

　　清末新政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客观上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力冲破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其一，不合时宜的君主立宪改革与恰到好处的武昌起义两者的交汇加剧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崩溃力度，尤其当清末新政无法使大多数人感到受益时，社会希盼一种更猛烈的革命冲击的到来。其二，孙中山是辛亥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革命党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梁启超所言：“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全盘交出”。“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起迸现的结果”。其三，国家改革的成败关键是看能否让大多数人得利。虽然清末新政也涉及农业，但其主要内容是举办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引进与培育新品种等，这些对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新政愈多，靡费愈重;筹款愈繁，民生愈蹙”。总之，处在极端贫困和国耻中的中国需要一种巨变来改变，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注释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95卷(宪政3)，第11458页。

　　②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庚辰条，第5013页。

　　③《国风报(十)》，中华书局，中国近代期刊第二辑，第7159～7166页。

　　④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56～58页。

　　⑤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1、419页。

　　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第45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91页。

　　⑧柴德赓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9～460页

　　⑨《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5页。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人文思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