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幻灭：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夭折与反思(3)

　　3.袁世凯“以党制党”与“政党政治”的夭折。鉴于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的袁世凯权势日增，国民党、进步党转而相互谅解，摈弃前嫌，双方一面积极制宪，一面共同抵制袁世凯的干扰，坚持完成宪法起草工作。袁世凯对“宪法草案”中大总统任命国务员须经国会同意，且无解散国会之权的规定深为忌恨，于是咨请国会于宪法成立之前增修《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任命官员、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无须参议院同意，并有紧急处分权等。两院国民党议员主张速定宪法，故无增修“约法”的必要，拒绝了袁的要求。袁世凯又从国会内部着手，收买进步党议员，发起组织宪法草案审查会，欲将草案中不合己意的内容由审查会打消，这又遭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反对。此时袁世凯指使各省都督、民政长等指责宪法草案的不当之处和国民党的误国之举，各省军政长官深谙袁意，纷纷发表通电，攻击宪法草案、宪法起草委员会、国民党及国会，为袁世凯摧残国会和政党、彻底颠覆民主共和制度制造舆论。但宪法起草委员会仍坚持完成宪法草案，并将责任内阁制写入宪法，这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中怀有民主宪政理想的激进人士相互合作、坚持斗争的结果。但一纸“宪草”，难以制约袁氏，袁世凯执意要建立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不会容忍一切限制他权力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宪法的存在。当国民、进步两党合作制定的宪法草案进入国会表决程序时，袁世凯采取了一切手段极力阻挠：一面指使各省袁派军政长官继续攻击宪法草案和国会，一面为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做准备。11月4日，袁世凯通电各省，抨击宪法草案，借口国民党在湖口暴乱，下令封闭北京国民党本部，各省三日内封闭国民党支、分部，正式取消国民党，同时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与徽章。由于被追缴证书、徽章的议员达430余人，超过国会半数，国会无法开会，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在自动解散。袁世凯采取“以党制党”的策略，在利用政党的过程中打击政党，在利用内阁的过程中摧毁内阁，在利用国会的过程中解散国会，最终彻底埋葬了中国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12日，袁世凯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国民党籍议员资格。12月15日，御用政治会议开幕，袁世凯随即提交解散国会案。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决议停止国会议会职务，并设造法机关，重定约法。次日，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遣散议员。2月28日，他更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没有剥夺全国和各省议员当选资格的权力，更无权解散国会，是清末新政以来政治制度改革的大倒退。不久，袁世凯即制定出了“袁记约法”，拉开了帝制丑剧的序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象征着民主共和精神的国会被袁世凯彻底摧毁，国会中的各政党也失去依靠。民宪党早已随国民党的解散而取消，大中党、政友会、相友会、超然社等政党团体也随国会的解散而消亡。公民党已失去存在的必要，进步党也名存实亡，资产阶级民主派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在制度和形式上，顷刻间灰飞湮灭。

　　三、民初政党政治夭折动因及反思
 
　　政党政治的夭折，更有一些需要汲取的历史经验。起步阶段的首度重挫，不可单纯归咎于袁世凯，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之延续，才是民初政党政治遭遇挫折的根本背景。
 
　　第一，民初中国不具备实行政党政治的经济基础。近代政党政治诞生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它是同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宪政制度、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较完善的政党政治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巩固为先决条件的，民初还不能为议会政党政治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方式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很不成功，力量还很弱小，根本不足以与外国资本和本国的封建势力相抗衡；相反，为了生存，反而要与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因此对之产生严重的依赖，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如此的经济基础之下，资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和资产阶级议会政党政治的建立缺乏可靠的经济保障。中国在辛亥后以共和制来重建国体的选择，是西风东渐的势之所趋。但由于近代西方的共和制，主要受财产权力量的支配，将其移殖到中国时，因这一社会基础并不存在，沦为一班革命党人中的书生在共和，而与基层社会民众（以农民为主体）无关，这样的共和制必然会陷入困境。
 
　　第二，民初中国社会缺乏实行政党政治的政治文化和心理基础。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文化教育水平的落后，近代中国国民政治素质低下，政治意识淡薄，多数国民仍然受传统的皇权思想和臣民心理的支配，由此而造成崇拜政治权威、轻视个人自由、重责任而轻权利、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政治观念仍然是普通民众的主流思想意识[8]。广大民众受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认识不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重大意义，不懂得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真正含义，弄不清政党与朋党的区别、国民与政党的关系及政党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更遑论具有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同时，广大下层民众生活极端困窘，对政治毫无兴趣，缺乏基本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积极性。即使民初政治变革者的新兴阶级层，仍然摆脱不了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他们中多数人缺乏近代公民意识和民主观念，法制观念淡薄，而且普遍对“这个共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等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9]。尤为重要的是，在民初政党政治实践中，没有形成一种为广大民众及各派政治势力广泛认同的政治见解，没有塑造出能动员民众、联合组织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思想信念。国外各种思想观念纷纷传入，缺乏有效的思想整合，国内思想界十分混乱，广大民众和各政党虽然都渴望民主共和，但在行动上、认识上缺乏共识，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推行政党政治的强大思想舆论力量。
 
　　第三，民初中国缺乏实施政党政治的坚实民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政党只有反映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诉求，争取到本阶级的支持，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力量。同时，政党政治的正常运作必须依托于民众先进的政治意识和规范的政治行为，在这方面，民初各政党都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弱点。首要原因是制度设计错误。深层原因是思想变革不彻底。不要把袁世凯、国民党领袖看作孤立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应把他看作某种文化状况的符号。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错事和蠢事呢?私利固然是重要的行为动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10]。实际上，中国的共和制一直在反对传统思想和反对西方思想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存续的。从更深层次去考察，在这场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袁世凯固然暴露了专制者的本色，国民党人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显示了理想主义者幼稚病。政治在高扬理想目标的同时，只能从实地出发，在现有基础上谋求可能达到的最高要求。内阁制和总统制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形式。但在当时的中国，两种形式之争，蕴含着权力之争的内容。通过选举和平交接政权，轮流执政，在现代国家是政治常规。但在刚刚结束宗法专制统治的国度，必须考虑稳定和发展的正确关系。考虑力量对比和国民对社会稳定的迫切愿望，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应该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抉择。具体说来，各政党及其国会议员应该压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权的欲望，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接受总统制，并把它纳入法治轨道。可是，他们热衷于争权夺利，而没有把制度建设和健全法治放在第一位，国家因而沉沦[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