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会领袖刘静庵(2)

　　创建革命团体日知会

　　革命团体日知会前身武昌科学补习所，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月创建。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记载：“癸卯三月，予复返新化中学，过武昌访吴禄贞，问胡宗琬之行踪，彼已派至沙市、宜昌、湘西一带与会党联络去矣。先是刘敬安于武昌组织一救世军、秘密军中同志分途运动，闻胡宗琬将至鄂，会合于蛇山之顶，准备欢迎，到会者，即刘与辜天保、季雨霖、方柏年、张汉、徐竹平、徐于七人，胡至后，即组织科学补习所于武昌山前东厂口，与刘敬安、冯特民、朱滓淘、时伯弼、宋教仁、易本羲、张朗村、王汉、朱子龙辈分途进行。”［10］作为历史见证人，曹亚伯先生的记载，足以说明，在救世军、武库所基础上建立的武昌科学补习所的主创者为刘静庵。

　　武昌科学补习所成立后，先后在汉口、长沙、施南、安庆、九江、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为掩满清官府耳目，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十二，武科所以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为幌子，成立了形式上的领导机构，因环境所迫，刘静庵名义上只是前锋营干事，武科所会长、总干事，分别由吕大森、胡瑛担任。范腾霄《辛亥革命前之社团运动及起义后军事一幕》记载：“科学补习所……开会讲学，声势较盛，而仍以静庵为其枢纽。”［11］武昌科学补习所因湖南长沙起义流产遭破坏后，刘静庵通过说服胡兰亭及美国圣公会其他教会人士，将日知会活动场所由莺坊巷转移到更为隐蔽的武昌候补街高家巷圣公会内。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由圣公会阅报室日知会改造而成的革命团体日知会正式成立。［12］范腾霄在《辛亥革命前之社团运动及起义后军事之一幕》中写道：“静庵离队后未久，科学补习所同人因风声鹤唳，而渐他去。静庵更以胡兰亭先生之助，迁莺坊巷，改组日知会。不两月，军学界之加入者数千计。……先后经余入会者达二百人。每星期日由各同志讲演民主政治、社会进化等原理，听众至不能容膝。时虽有军警之注意，以并无扰及治安之举动，且系外人居属范围，亦无如此也。”［13］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创建，可谓凝聚了刘静庵全部心血。“日知会所有筹划刘敬安必咨询之。”［14］兴办的革命学校，他亲自授课；创办的革命刊物，他带头撰稿；谱写的革命军歌，他亲自审定，带头传唱；“每开演说，敬安至诚则恒，声泪俱下，环听者常数百人。”［15］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日知会始末》开篇介绍，“日知会者，乃科学补习所党人刘静庵独立缔造之革命机关也。”［16］在刘静庵等人努力下，“同志日多，日知会极形发达。”［17］冯自由《革命逸史·日知会首领刘敬安》载：“其分会及书报社遍设于鄂省之黄冈、湖南之长沙、江西之九江等处。武昌圣公会牧师胡兰亭及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华亭、九江圣公会牧师胡厚斋均力助其事，而收效益巨。各地先后入会者，鄂省有殷子衡、朱子龙、吴崐、冯特民、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张统、宛思演、刘尧澄、熊十力、郝可权、徐叔渊、赵光华、熊飞宇、曹亚伯、梁钟汉、吴贡三、石志泉诸人，湘省有黄克强、宋教仁、胡瑛、陈天华、易本羲、刘揆一、禹之谟诸人，赣省有李献彬、陈义山、查冠英、黄茂才、刘庆云、杨器之诸人，皆各省绅商军学各界之有为青年也。”［18］秋瑾、陶成章、章士钊、柳亚子、董必武、吴禄贞等众多历史名人以及辛亥武昌首义的众多领导者、指挥者，如孙武、刘公、彭楚藩、蒋翊武、梁耀汉、焦达峰等都参加过日知会，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等地会党骨干都是日知会成员。［19］日知会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兴办了江汉公学、明新公学、东游预备科，创办了《文华学界》刊物和日知会秘密印刷厂等。武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心。日知会活动遍及大江南北，如胡厚斋等人在江西九江；文晋公、柳世裕等人在南京；濮以正等人在安徽；辜天保、吴昆、徐祝平等在奉天；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权等在新疆伊犁；梁耀汉、彭汉一、周海珊等在四川；蓝天蔚等在关外；曹亚伯、范腾霄等在日本东京负责与同盟会联系。［20］吴禄贞、程家柽等在北京，其他日知会骨干主要集中在鄂湘赣等省。范腾霄在回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赴日学习海军，刘静庵与他送别时写道：“同年冬季，余奉派赴日学习海军，正会事鼎盛时，静庵谓先有亚伯之赴法，继有余赴日，虽离别情绪，至为可伤，然希望余等以主义传之异国，其任务之重大，尤远胜厮守祖国也。”［21］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刘静庵见日知会会务日益繁忙，非一人所能应付，便提请圣公会要求增加人手，得到同意后，2月，召开大会，刘静庵因革命形势发展的急迫要求，从在严酷环境中一直不便抛头露面的后台指挥，转为前台指挥。被大会推举为总干事（依然是实际领导者），胡兰亭为会长，辜天保、李亚东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为评议员。之后不久，孙中山派具有同盟会、日知会双重会员身份的余诚回湖北，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刘静庵识中国革命之大体，不仅与朱子龙、冯特民在国内加入了同盟会，［22］还出任同盟会长江上游“组织部长”。［23］日知会会员张纯一，在日本时，曾有人邀他一同加入同盟会，他回答：“革命在精神，不在形迹，凡真能爱国爱民之事，我必生死以之，绝不退怯，以辱同志。若必舍日知会入同盟会，是以人为强制之结合，重于血性至诚之契合，甚无取也。”［24］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在谈到刘静庵和日知会影响时写道：“湖北军界隐藏各界之志士，不泛济世之才，如贵州之王宪章、河南之李济川，广东之许景灏等皆得与刘敬安同立大愿，分途进行。而各省新军，亦多有日知会会员插足其中，阴为结合同志，湖北各省之有新学知识者，以及缙绅先生，多暗助日知会之宣传，其名虽不彰，其功自在天壤也。”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初夏，刘静庵等日知会领导人得知，法国政府有意帮助中国革命，兴奋不已。五月八日，当法国国民党领袖欧吉罗在孙中山所派的乔义生等人的陪同下，如期抵达汉口时，刘静庵亲自带领日知会会员前往迎接，并在日知会主持召开了较大规格的欢迎大会，参会人员近千人。欧吉罗为武汉革命形势而振奋，激情演讲，之后，刘静庵和参加会议的部分日知会会员与欧吉罗合影留念，留下了那张极为珍贵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上，可见当时动人场面和刘静庵在日知会的重要地位。

　　组织策应湖南长沙起义

　　湖北、湖南，两省自古兄弟一家，日知会革命活动，尤以两省革命党人最为活跃。据刘静庵后人回忆，刘静庵早年与黄兴在湖南长沙相识，黄兴就读武昌两湖书院时，两人常相往来，共谋革命大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黄兴从日本留学回国来到武汉，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并与刘静庵等武科所领导人一起在武科所研究两湖等地革命斗争，商议择机举行武装起义之事。之后黄兴回到湖南，为筹备长沙起义，成立了华兴会。刘静庵离开新军后，与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骨干多次商议武汉等地策应长沙起义事宜，制定了周密计划。首先，注意与湖南互通消息，加强联络工作，由曹亚伯任湘鄂联络员。其次，起义要有枪械，派胡瑛和王汉从湖南运回武汉。第三，起义后，湖南湖北两省财政支出巨大，应及早准备，刘静庵负责印制30万张军用票，以备急用。［25］方案定下后，各位骨干分头行动。胡瑛、王汉往湖南，运回黄兴准备的一批枪支弹药藏于湖口；刘静庵监制的30万张军用票［26］按期完成；宋教仁赴长沙，协助黄兴指挥起义，并负责指挥常德一路人马行动；何自新赴荆宜，吕大森赴施南，分别与荆宜、施南会党联络。武昌地区，武高等学堂，由刘熙卿负责推动；文普通学堂，由欧阳瑞骅负责；马队，由刘静庵负责；工程营，由张难先负责；其余的各校各营，都安排了专人负责。只要湖南方面一起事，湖北方面即刻动手，先将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提督张彪除掉。王汉负责刺杀张之洞，易本羲负责刺杀张彪，李胜美、张难先负责率工程营先劫火药库，刘静庵则率马队作接应。［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