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
辛亥革命网 2011-08-31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戴鞍钢 查看：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以往人们往往强调原因之一是农村没有发生大变动，以致遮蔽了不少具体生动鲜活的史实，也妨碍对辛亥革命相关问题的深层次思索。实际上，作为一次改变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革命，即使没能促成中国农村的大变革，也不会对一些地区特别是临近革命重心所在的农村全无影响和促动，上海农村就是一个例证。
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图为革命成功后街头悬挂的五色旗
上海光复后军政府减轻赋税
辛亥上海光复后，对周围农村的影响，首先是政权的更迭。
1911年11月4日，革命军攻克清军在上海城内最后一个据点——江南制造局，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乘小火轮逃往租界，上海光复。至11月7日，上海周围宝山、松江、青浦、崇明、嘉定、南汇、奉贤和川沙等县厅也相继宣布反清独立。新旧政权的更迭，给上海地区农民期盼已久的减轻赋税负担带来希望。
有清以来，上海所在的苏南地区，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又是著名的重赋区，“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亦于天下为最重，比其他省有多至一二十倍者”。据统计，清代江苏省额征漕粮正耗总计250余万石，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一，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就占202万余石，占全省总额的80%以上。漕粮就其性质而言，是清朝政府征收的土地税，属于田赋的实物形式，征收对象是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和自耕农，而地主的那部分实际上是由佃农承担的。
嘉道以后，上海地区不时爆发农民的抗漕斗争。因此，1863年6月太平天国苏南战事接近尾声，清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额，得到清廷批准。他们在推行减赋的同时，又下令整顿漕弊。虽然在具体执行时大打折扣，但毕竟使各级官吏有所收敛，漕粮征收时的浮收勒折有所减轻，一批中小地主及自耕农因此有所得益。但广大佃农的处境并未有所改善，正如当时人所指出的，“是赋虽减，而租未减”。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农民的抗租斗争明显多于抗漕斗争。1901年后，清廷规定各省漕粮一律改征折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地区农民田赋负担的减轻。因此，直到清皇朝覆灭，抗漕斗争仍是上海地区农民反抗专制统治者压迫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鉴于此，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军政府就明确宣告：“本军政分府又念我苏、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税，是皆满清之虐。而江南水荒，收获寡，谋生不易，用特将江、浙、皖、闽境内一切恶税尽行豁免，以抒我父老之难，而免奔亡之苦。”
1911年11月6日发行的《光复报》亦载：“军政府自得上海后，即宣布所有厘捐、落地捐一律废除，以苏商困。本年下忙丁漕及前次丁漕，概行豁免。”
佃农抗租风潮
但仔细推敲，上述规定的受益者仍主要是那些国家赋税的承担者，众多贫苦佃农则被忽略，对新政权寄予一定期盼的他们大失所望，难抑愤懑之情，上海、青浦、奉贤、南汇、松江等县纷纷出现佃农的抗租斗争，引起社会的关注。
1912年1月3日《申报》以《论乡民抗租风潮》评述说：“今日者，总统莅任，大局粗定，从此绥定安集，地方秩序之恢复，不难立待。惟尚有一事，为近今眉睫之大患，而足以扰乱社会之安宁者，则乡民之纷纷抗租是也。”认为：“倘长此不已，地方之糜烂固不待言，而日后军队之饷需、行政之经费，恐尽成无米炊，其阻碍政治之进行，关系匪浅。语曰：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毫末不扎，将寻斧柯。有民政之责者，尚其防范而消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