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3)

　    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给农村经济作物的扩种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市郊农村相继出现一批蔬果专业产地。其生产无论是作物品种的选择，播种茬口的多寡，还是经营时间的长短，大体上都受商品价值规律的制约。宝山县农村，“菜圃之成熟，岁可七八次，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颇丰。凡垦熟之菜圃，地价视农田几倍之。邑城内外业此者甚多，各市乡近镇之四周亦属不少”。上海县，“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土豆，“每亩收获少者三四十担，多者七八十担。吴淞江、蒲汇塘两岸间，种植甚富。近十余年来，为出口物之大宗”。

 　   市场需求的扩大，势必对蔬果及诸如花卉等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嘉定、宝山等县的经济作物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菜花、生菜向为南洋群岛及广东等省产品，始则试种，今则产量增加，并有专业蔬果者用汽车装运售供沪地之需要，其栽种花树出售或租供者亦渐增加”。市场的需求，还推动了上海地区农村的畜牧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在宝山县，“风气所开，亦渐有设立场厂专营畜牧之利者”；其中原籍福建的何拯华于1916年留学毕业返国，在彭浦创设江南养鸡场，“集股三万元，圈地二十七亩，仿德国鸡场式，建筑铁网鸡场及新式鸡舍百余间……畜鸡一万余头，洋种居多，平均统计每鸡一头终岁产卵一百六十枚”。如此经营规模和成效，在同期开办的中国新式农垦企业中，是名列前茅的。

　    辛亥革命后，上海地区农村经济所发生的上述一系列变化，都意味着把个体小农越来越多地拖离了自然经济的范畴，促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产和经营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变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助于打破个体小农闭塞守旧的生产、生活状况，加深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也为城市经济和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助力。这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推动。

　    农村思想观念、民风习俗的转变

　    辛亥革命对上海农村农民思想观念和民风习俗新旧嬗变的推动，也是明显的。

　    民国创立前，受君主专制和传统思想的禁锢，上海地区农村很少有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活动，更谈不上组织政党。帝制的崩溃，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民主热情空前高涨。各县先后有一些政党团体的组建。1912年7月，王元增、黄守恒受同盟会本部苏州特派员孙润宇委派，在嘉定县组织中国同盟会嘉定分部，发展会员50余名。9月，同盟会嘉定分部与统一共和党嘉定分部合并，改组成国民党江苏支部嘉定分部，下设南翔、安亭、望仙桥、外冈、葛隆、娄塘、唐家行、曹王庙、戬浜桥、马陆、纪王庙、徐家行樊桥澄桥、方泰白荡六里桥、吴巷新庙14个事务所，有党员420余名。同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宝山县罗店镇设立分部，有党员170余人，由孙启麟、范迪彝担任正副分部长。也是在1912年，同盟会松江支部设立，有会员70余人；同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松江分部。

　    辛亥革命后，上海郊县的这些政党活动，曾直接得到孙中山的鼓励。1912年12月26日，孙中山偕陈其美、戴季陶乘船溯黄浦江而上，到闵行、松江等处考察。下午2时，船抵松江，受到各界人士热情欢迎，国民党松江分部特为召开恳亲大会，孙中山在会上作了关于实业建设的演说。次日上午10时，孙中山一行到松江清华女校出席欢迎会，孙中山在演说时号召重视和发展女子教育。但好景不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形势逆转，特别是袁世凯大搞专制独裁，着手复辟帝制后，各县政党活动均遭禁锢。1913年11月，曾拥有14个事务所的国民党嘉定分部被迫解散。此前，松江分部党务活动巳告停顿。至洪宪称帝，国民党宝山分部亦“无形解散”。

　    辛亥革命后，受共和制度建立的鼓舞，上海郊县一些地区推行的整顿吏治、禁止烟赌、清查户口、加强治安、普及教育、兴修水利、促进公益事业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因主事者多为政治态度温和的地方士绅名流，得以在经历民国初年政局剧变后继续实施，并取得一定实效。宝山县是一个典型。滨江临海的宝山，清末以来，五方杂处，烟赌风行，盗匪出没，治安形势严峻，时有斗殴凶杀事发。在钱淦的主持下，新设立的县政权多管齐下。其中之一，是严禁烟赌。

　    钱淦等人对原有的戒烟所重新规划充实，并在各市乡公所推举禁烟专员，具体负责各个区域的禁烟事务，“严密纠查全境土膏”。同时，制定严禁烟赌的法规细则，发布禁止烟赌的通令布告，封闭烟馆赌场。仅1912年发布的这类文件，就有27道。违禁者一经揭发查实，即由司法机关惩处。钱淦特别要求全县官吏和各自治公所职员以及全体警员，自觉遵守法规，一旦发现有烟赌行为，轻则撤职、开除，重则按律治罪。粗略统计《宝山共和杂志》的有关记载，1912年后的一年多内，因违反此项禁令而被处分的官吏、警员、议员、乡佐等不下14人；1912年1月至10月查明的吸毒者共3219人，扭送强制戒烟所经一段时间服药和教育，已经戒断者有153人，烟赌一时受到遏制。

　    此外，对旧时民间诸多陋习，如巫术和有碍卫生的浮棺等，新政权也加以禁革，社会风气得以改良。在此期间，新政权在各市乡还实施识字扫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也作了改革，废除读经，摒弃旧课本而采用1912年初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民国新课本，在高小开设历史、地理、英语课程，并把农业规定为必修课程。

　    综观辛亥革命后上海农村的诸多变化，可以看到其直接动因是君主专制的崩溃。共和制度的建立，尽管它还很不完善，毕竟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便如钱淦等人自清末以来就已着手的地方自治改良的各项举措，也因共和制度的建立而大为扩展和推进。

 　   应该指出的是，自袁世凯上台后，政局的逆转阻碍了辛亥革命后上海农村社会变革的进程，随着1914年2月袁世凯停止地方自治的命令下达后，钱淦等人在宝山的各项改革举措也戛然而止。

　    （戴鞍钢，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