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史记，首义新说：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3)

　　冯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不但要细致入微地梳理事件“短时段”剧变，还须追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演化。研究辛亥首义史，要考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1889年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其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引起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是故，该书在全面观照“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制约“事件”（evenements）的同时，特别注意社会时间（中时段）对个体时间（短时段）的影响力，注意这种影响的复杂性。例如，张之洞主持“新政”，是社会时间（中时段）发生的大事变，张氏主观动机当然是维护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然而，这些近代性事业导致的客观后果却出其意表之外：派遣留学生为的是培养清政府需要的新式知识分子，而湖北留学生偏偏成为革命排满的革命党；编练新军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湖北新军恰恰成为武昌首义推翻清廷的主力。也许是有感于张之洞的种豆得瓜，孙中山1912年4月来武汉访察时称：“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该书在充分注意“中时段”的同时，还注意“长时段”地理因素对革命事变的影响，对武汉历史变迁、地理形胜作了简明介绍，为辛亥首义提供了富于立体感的背景。

裴高才（右）张笃勤在学术研讨会上

　　精细的史实考证

　　作者尽管沉潜于形上之思，寻觅对历史合情入理的诠释，力求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探究辛亥首义起承转合间透现的规律、提供的经验教训，然决不作空泛的高头讲章，一切皆寄寓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之中。

　　“历史”略分二义：历史实际过程，可谓之“历史1”；对历史过程的记述与诠释，可谓之“历史2”，该书当属“历史2”，但意在逼近“历史1”，故以载记、考证为主务。为了强调考证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作者在导言中甚至写下了如下警策性的话语：“如果说，新闻摄影师的座右铭是：‘假若你拍摄得不够真切，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那么，历史学者也应当这样自励：‘如果历史真相还模糊不清，是因为你考证不够翔实’。”辛亥首义虽去古未远，然事机繁复，当事人的回忆即莫衷一是，史籍记述更多有歧义。就连辛亥首义亲历者蔡寄鸥在写《鄂州血史》时，也有歧路亡羊之慨。这既为今天的著述增加难度，也平添了探索的乐趣。该书在把握辛亥首义的基本走势的同时，对切关宏旨的历史细节，于钩沉史料间用心辨析，以求去伪存真。该书中对辛亥首义史实考订有几十处之多，这里仅选几例实证分析。

　　1、“第一枪”的原生态。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以下简称“工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打响。此说有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相关论述为“权威根据”，并得到熊秉坤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年代多篇回忆录佐证，因而各种辛亥革命史论著均依此说。然而冯天瑜通过长期的研究，却发现此说情形颇有可疑之处。该书遂将此事作为考据学的一个案例，采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仔细推演两个源头史料记载（作者称为“兄弟证”）及熊秉坤本人前后记载的不同，进行专题考证。认为熊秉坤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所提供的四份材料，关于工八营发难过程的记述完全一致：金兆龙与排长扭打，程正瀛开枪击毙陶启胜，此即10月10日傍晚打响的“笫一枪”。与此同时，笔者亲阅过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的熊氏手书《熊秉坤传略》，也没有他打响“第一枪”的记述。另外，工八营发难现场见证人朱思武，于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经过，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本人早年的文字记载完全吻合。

　　从史源学角度论之，熊秉坤撰于早年的材料真实可靠，又有工八营发难参与者朱思武当时的陈述与之相佐证，故应当肯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共进会员、士兵程定国（正瀛）而不是熊秉坤。诚然，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虽非由其打响第一枪，然而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的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彪炳千秋之功臣。

　　2、黎氏出任都督真相。关于黎元洪这样一个半新半旧、充满矛盾的清军“南洋名将”，为什么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咨议局10月11日联席会上，起义军人与汤化龙、胡瑞霖等咨议局人士，为何不约而同地推黎督鄂？过去都认为这是在事起仓促的“偶然机遇”下出现的戏剧性结果。该书认为，武昌起义猝然爆发，革命领导者或阻隔于汉口（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牺牲（如刘复基），而孙中山、黄兴等全国性革命领袖又远在国外或香港，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出任都督，又并非纯属临时动议。根据首义人士万迪庥、胡祖舜，以及孙武的回忆，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在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出于借助有名望的“汉官”“号召天下”的策略考虑，曾先后多次考虑过黎元洪。

　　3、谋略处的研判。湖北军政府成立初期，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叫谋略处的军事指挥机构？原来的有关著作都持肯定态度。1980年代初，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之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相继印行，记述辛亥首义及湖北军政府的档案文件和当事人1912年左右写的回忆录得以公布。有学者发现，洋洋百万言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没有关于“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便据此认为“谋略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谓“谋略处”，是某些当事人对参谋部的误记。另有学者则依据首义志士吴醒汉等湖北军政府当事人的早期记述，并参酌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认为不可否定“谋略处”的存在及其历史功能。那么，究竟有没有谋略处这个机构？该书作者并未在现有两种观点之间简单取舍，而是依据原始资料进行独立考辨。作者依据吴醒汉的《武昌起义三日记》，参酌查光佛的《武汉阳秋》、居正的《辛亥札记》、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所载，认为“谋略处”其名是否实有，未获直接文献证实，应该打上问号；其为“临时性的最高革命权力机关”之说也有夸张之嫌，然而此一机构在10月11日至17日发挥“谋略”军政要务的作用，则被多位首义参加者、军政府当事人的追忆文字所确认。

　　4、“床下都督”查无实据。黎元洪为“床下都督”之说，民国初年曾经哄传一时，作者通过多种史料考订，认为此说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