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报业的1911与随想
辛亥革命网 2011-10-0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邓涛 查看：
“中国一旦动起来，整个世界将为之震动！”这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名言。1911年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社会震荡前夜。
关于革命报刊与武昌首义之关联，孙中山先生在作于1912年4月12日的《致武汉报界联合会函》中有言：“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我报界诸公鼓吹宣导于前，尤望指引维持于后，俾我国民得所指南，是则文所属望于报界诸公者，愿以此为临别之赠言。”
民国报史之卷首，赫然写着“革命”二字，其乃武汉报界的大手笔。辛亥年间，革命党人通过办报纸、写文章，散播革命思想，策动反清起义。有道是“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起来的”，并非虚言。
《大江报》：两篇短评成革命爆发导火索
辛亥革命是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而当年的7月25日，詹大悲的湖北蕲春老乡、同盟会会员黄侃来到《大江报》，詹大悲和何海鸣为他设宴洗尘。酒酣耳热、情绪激昂之际，黄侃以“奇谈”为笔名写下《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全文如下：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詹大悲阅罢拍案叫绝，当即签字，送去发稿。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并称的另一篇短评是《亡中国者和平也》，何海鸣作（署名“海”），先十天于17日发表。这篇短评亦鼓吹“大乱”，但重点在驳斥资产阶级改良派抵制革命的反动言行。
两篇时评，引起湖北当局恐惧。8月1日，鄂督瑞澂以《大江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饬令巡警道王履康查封，“永禁发行”。捕经理詹大悲，主编何海鸣入狱。瑞澂拟对詹、何处以重刑，但慑于民愤和舆论压力，不得不从轻判处詹、何二人18个月徒刑，是为震动全国的“大江报案”。清华大学教授李彬说：“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就是当时武汉地区一份报纸所刊发的两篇著名社论。”复旦大学教授李良荣早年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写道：《大乱者》文一出，九州震动，清政府封报抓人，制造《大江报》事件，声播遐迩，对触发武昌起义有直接影响。
《大江报》于1911年1月3日创刊，原名《大江白话报》，詹大悲利用黄梅胡为霖提供的500元资金接办《大江白话报》，更名《大江报》。该报馆设汉口新马路52号，以“灌输国民常识、提倡社会真理为宗旨”，鼓吹革命。革命党人胡石庵有诗曰：“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大汉报》：武昌举义后首张革命派报纸
1911年10月15日，武昌起义后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革命舆论机关《大汉报》发刊，同盟会会员胡石庵独立经营，馆设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刷公司内。《大汉报》是武昌举义后，全国创办最早的一张革命派报纸。
创刊号刊发社说《敬告军政府》（记者十厂），告诫军政府团结一心，防止党争与内变。创刊号一印再印，重版六七次，销行两万余份，创汉上日报销数之最高纪录。
11月，《大江报》刊发战地通讯《汉口五日记》，报道汉口保卫战期间《大汉报》访员亲临前线采访和大汉报馆被焚情形。12月初，清军炮轰武昌，黎元洪惊慌出走，一时形势紧张，人心惶惶。《大汉报》为镇定军心民心，刊登“伪作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假新闻，半日间发6次号外。清宣统三年、辛亥冬，《大汉报》发表武昌首义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就义头颅照片，胡石庵题诗配发，诗云：“孝儒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悬眼尚睁；革命未成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此乃楚报最早刊载的一组新闻照片，其开创了“诗配画”的报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