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再探讨：近代文明规律下不自觉的文化(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汪林茂 查看：
进而，规律又把这群士大夫拖入更深一层伦理观念变革的过程中。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农业视为“本”，工商业被视为“末”，重本抑末，以士、农为贵，以工、商为贱，这些都是非常正统、绝对正确的观念。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段“寓强于富”的实践，使他们看到“重商”的必须，以及更正传统本末观念的必要。不仅那些进步思想家们呼吁要“恃商为国本”、“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17]，即使是洋务派大僚，也主张“以工商立国”[18]，“振兴商务”[19]。扶本抑末的观念开始被更正，新的以工商业为重的经济伦理观念开始产生。
当士大夫们沿着“振兴商务”的道路继续向前走时，“商务”的本来规律又引导他们进一步更新观念：“重商富民”。因为事实已使他们认识到，要“振兴商务”，就必须走“富民”这条路。实际上，始终关注洋务新政的王韬早就悟出了这一道理，并且已明确告诉统治者：“商富即国富。”[20]对泰西富强作了深入观察的郭嵩焘则详述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21]即国家富强的根本是“富民”，从而把求富强落实在“富民”这一基点上。在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规律，而不是“阶级利益”。因为很难说郭嵩焘、左宗棠们是代表当时并未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说话。从他们的主张看，立论的角度主要是为了国家富强。但是，当士大夫们为求国家富而“振兴工商”，为“振兴工商”而主张“富民”、“利民”、“富商”时，已经不自觉地循着文明规律向人们指示了一个与强化封建统治相反的新方向，即资本家阶级的方向。因为循着近代文明的规律，顺着“富民”的方向，思想敏锐者提前将“富民”一“重商”一商“握四民之纲”这一必然趋势揭示于世人面前。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深层的传统伦理观念一一“重义轻利”也走上了瓦解之路。
很显然，“重农抑商”观念与“重义轻利”观念是紧密相连的。“抑商”是为了防止商所代表的价值观对代表封建伦理的“义”的腐蚀；“轻利”正是防止人们弃本图末，危及封建统治之根基。但在“大变局”的时代里，既然以富求强已不可避免，“求富”也就势在必行。而且它决不会只停留在抽象口号的层面上，必然会落实为具体行动，并且也必然会被人们升华为价值观。“商贾具生财之大道”[22]自然成为人们的共识和共同追求的目标，“先圣”所构筑的“重义轻利”、“天理人欲”之类伦理堤防也就被来势越来越猛的“生财”、“求利”洪流所冲垮。而后，人们又从中提炼出全新的伦理规范：“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惟人人欲济其利，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23]总之，“求利”而且是追求“私利”是合情、合理、有益的，它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它能起到时人常说的“开风气”、今人所说的观念启蒙的作用。
当然，在那段时间里，更具启蒙意义的并不是思想家笔下的新准则、新理论，而是那些实践者们的行动。因为在传统时代，士大夫是一般民众的行为表率。当洋务派大僚们热烈讨论着如何“求富”，如何开辟“利源”时，当他们大张旗鼓地兴办和经营“求富”、“求利”的局、厂时，不经意间，已经循着近代文明的规律给许许多多迷失于“本富”的中国人做出了示范，指引了方向。
作为启蒙的成果，同、光以后中国社会“求利”、“求富”之风气日盛，报刊上公然倡言：“天下攘攘而往者何也?熙熙而来者又何为?曰：为利耳……利，时之义大矣，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24]在这股好利社会风气的导引下，科举考试也受到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以经商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其次着”的新风尚。如浙江定海，由于士人们“多改就商”，以至应试者从原来的500~600人减至百佘人。[25]另据当时的报载：“现在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凡开办公司，“一经禀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26]应该说，同、光间中国社会兴起的这股重商、求利、求富的新风尚，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洋务派行动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