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再探讨：近代文明规律下不自觉的文化(4)

　　“采西学”：知识与观念的启蒙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给“学”下了定义：“学以致道”，即“学”的内容是求道，是面向主观世界探究、求证伦理道德的学问。在这一定义下，西方科学自然被蔑称为“艺”或“技”。到19世纪6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实践活动，让清朝统治者直观地认识到支撑西人坚船利炮的是他们先进的“学”。李鸿章、奕訢等人都指出：洋人的火器、机器等件，无一不自天文算学、测算、格致之学中来。[27]而当有识之士们深人地进行探求其“学”的活动时，又进一步看到，西人的学问是一个结构完整、内容非常丰富的体系。一位候补道在上奏中很具体地列出了“西学中最有用者”、“西人赖以富强”而中国应“急为讲求”的学科：几何学、化学、重学、汽学、热学、光学、声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医学、动植学、公法学、律例学等。[28]冯桂芬则在1859年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将它们概括为“西学”，并提出了“采西学”的主张。

　　从仿造“坚船利炮”，到寻觅“制器之器”，又因“制器”需要“发现其理”而引进“格致之学”，进而又主张“采西学”。近代文明规律带动下的启蒙历史轨迹已把士大夫们带引到了近代文化的更深的层次。因为“采西学”口号的提出意义深远，它无疑是告诉士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学”之外还有一个“西学”；除了中国传统的专言人伦道德之学外，还有一个“求物事之理”[29]的学问体系。自此，士人们心目中对西学“一艺之末”的蔑视，渐渐转换成学生式的求教。

　　“采西学”口号的提出还意味着，中国人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给予西学一席之地。其地位虽然只是“用”，但它的作用达于“牢宠天地，驱役万物”[30]，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用之学。以当时已成为朝野共识的“富强”这一价值准则衡量，西学虽为“用”，却是至关重要；中学虽为“体”，却是徒有虚名，不能不一再向西学让出地盘。

　　士大夫们对西学的这一认识，使他们对“采西学”活动日益重视。尽管是小心翼翼的，但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19世纪60年代后，引进近代科学学说成为清朝中央政府认可、洋务派大僚主持、有许多士人参加的一项文化运动。西学传播的手段也多样化，有译书、学校、报刊等。其中西书中译是当时传播西学的主要手段。1865年，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在江南制造局工作的徐寿从传播科学知识的角度建议设立译书机构，“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31]。两江总督曾国藩赞成这一建议，并立即上奏清廷，从洋务之“用”的角度要求设馆译书，以“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32]。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开馆。同时期的重要译书机构还有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局等大型洋务企业和学堂也参加了译书活动。这种有组织、较系统的译书活动成果颇著，1860~1900年，各官立译书机构共翻译出版西书约555种。[33]

　　从这一时期的译书内容看，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的译著最多，因为洋务派认为这些书对求强、求富活动具有实用价值。但文明规律很快便把他们的视线引向了与之相联的另一环：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因此各译书机构都逐渐加大了这方面译书的力度。所译书中影响较大的如：数学方面，有华衡芳与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等，使当时西方的初、高等数学基本传人中国。物理学方面，有徐健寅、傅兰雅合译的《声学》、《电学》、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物体遇热改易记》、王季烈与傅兰雅合译的《通物电光》等，分别介绍了近代物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知识。化学方面，有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化学鉴源》、《化学鉴源续编》、《化学考质》、《化学分原》等，几乎是完整地把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引进了中国。地质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华衡芳、玛高温合译的《地学浅释》，原著是19世纪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当时译作雷侠儿)的名著《地质学纲要》。书中介绍了地质结构、成因、生物化石等系统的近代地质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介绍了法国科学家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译著问世，影响较大的如：应祖锡、傅兰雅合译的《佐治刍言》，首次介绍了西方近代政治学知识；丁韪良与何师孟等人合译的《万国公法》，首次将国际公法译成中文；汪凤藻译出《富国策》，是为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经济学的著作；杨枢译的《各国史略》、俄文馆学生译的《俄国史略)、王韬编译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沈敦和编译的《西国课程汇编》等。这些书具有学术价值，也更具文化启蒙意义。

　　这种由政府组织、有目标、较系统和颇具规模的译书活动，是中国人对近代文明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引进的开始。仅从这些书名我们就能感受到，当年西书中译给中国人的科学知识启蒙是全新的、系统的、较有深度的。而且，当这些知识全新、充满新名词的书出现在往日只会“子曰书云”的士人们面前时，其影响力就远不是译书555种这个数字所能概括的。因此，这已不是梁启超所说的“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未所睹也”[34]，而是穴一牖而迎进文明之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