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2)

　　二、将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

　　对孙中山思想研究的成果，多数属于具体问题的分析。正如朱政惠所说：“孙中山研究的真正进展，还在于若干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入”（注：朱政惠：《面向未来的孙中山研究——近二十年的情况和前瞻》，载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孙中山与现代文明》，第649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具体问题的分析当然需要，但还要进行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孙中山的某一个具体问题要联系到这个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左右前后的各种关联，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观察；二是对孙中山一生的思想活动要联系到整个社会发展，从总体上进行综合评论。

　　以孙中山如何对待五四运动这个具体问题的分析为例。有学者认为，他“非常重视”，并“称许”五四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除了“称许”学生运动以外，孙中山怎样看待“新文化运动”？怎样看待“打倒孔家店”？怎样看待“德先生”和“赛先生”？怎样看待“六三大罢工”？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活动的总倾向又怎样？只有从这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思想特点和主流。我想举几条史料以说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1919年“六三大罢工”爆发以后，6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与戴季陶的谈话，是很值得琢磨的：

　　（戴季陶说：）前几天罢市风潮的时候，同时就引起了大罢工的事实。……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够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但就这次的现象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到罢工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

　　先生问：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呢？

　　戴答？我的目的还是属于后者，因为我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知识还很浅薄，所以打算努力做研究的工作。拿我的研究所得，发表出来，供他们各方面的人的参考资料。

　　问答至此，先生又道，你这个意思很好。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立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这样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所以我们在经济上，一面是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不过目前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许多不明白人，要使他明白，应该怎么样呢？有一点顶重要的，就是指导他们方法，很要注意。……

　　戴问：此刻这个时代，思想的震荡已经到了极点，中国在这世界思潮的震荡的中间，也就免不了震荡起来，但是因为知识程度太低的原故，一般的人对于世界上思想的系统，不能够明白，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的兵士中和工人里面。……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先生答：这确是一种危险。……中国在社会思想和生活还没有发达，人民知识没有普及，国家的民主的建设还没有基础的时候，这种不健全的思想，的确是危险。不过这也是过渡时代一种自然的事实，如果要去防止他，反而煽动人的好奇心，助成不合理的动机。再冷静一点想，无论在什么地方，荒地开垦的时候，初生出来的，一定是许多的杂草毒草，决不会一起便天然生出五谷来的，也不会忽然便发生牡丹、芍药来的。这种经过，差不多是思潮震荡时代的必然性，虽是有害，但也用不着十分忧虑的。（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9-71页，中华书局1985年。）

　　1919年7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创办一份杂志。胡汉民原欲命名为《改造》。孙中山不同意，他说：“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有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逐定名为《建设》。”（注：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总第967页。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192页，中华书局1991年。）1919年8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建设》建志创刊词。他强调的不是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也不是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而是国家的建设。他说：

　　（民国成立）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的思潮，展［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9-90页）。

　　细细推敲孙中山上述言论，孙中山究竟怎样看待五四运动，还值得深入探讨。1920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在上海会见孙中山时，批评孙中山“对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注：转引自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385页）。这个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非常重视”、“称许”这样的词来概括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也需要深入到有关问题的前后左右、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才能了解事情的真实面貌。

　　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停留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孙中山研究，不能停留在他如何对待五四运动？他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如何？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什么作用等等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还需要对孙中山作总体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