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3 00:00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作者：茅家琦 查看：
人物研究上的总体综合，中国学者是很熟悉的。人们习惯于评价历史人物，确定某一历史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有人从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作总体综合，也有人以成败论英雄。这些都是对孙中山作总体的综合。但是，这种总体上的综合，还应该提高一步，即要围绕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展开，把人物研究与社会整体发展联系起来。孙中山的言行对推动历史发展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是如何起作用的？他的思想渊源在哪里？他又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他去世以后，他的言行在哪些方面还继续起作用？后人从孙中山的言行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接受哪些教训？……这都是应该考虑的。因此，研究孙中山，在时间上不能停留在对59年(1866-1924)的研究，必须扩大研究的时间跨度，最少要考虑前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
在传统史学界，有一种不利于总体综合研究的习惯势力。学者往往习惯于一辈子研究一小段历史，这样做，容易出成果。这种习惯势力，中外都有。《中国大历史》作者黄仁宇提倡研究“大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提倡对历史作总体的综合。他说了一段很有趣味的话：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并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到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第2页，三联书店1997年）。
在推动孙中山研究向纵深发展这项工作上，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这两种方法不可偏废，需要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把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
三、打破封闭式，采取开放式的研究
遍观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著作往往运用国内的资料，很少甚至没有运用海外保存的大量有关孙中山的资料。对海外研究成果也极少加以评论或吸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客观上，祖国大陆长期闭关自守，除少数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外，很少进口国外书籍与刊物。孙中山研究人员，信息不灵，更没有接触外国书刊的机会。但在主观上也存在一个认识问题——研究中国问题，当然靠中国自己的资料，何必向外国找资料？外国学者还要向我们请教呢？吴相湘在所撰《孙逸仙先生传》一书的“自叙”中有下列一段话：
国人辄喜说，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不如中国人，其实近年来，欧美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与人物的研究已超越中国学人之前。因为：（一）外国有许多档案馆、图书馆完全公开，应用方便；（二）外国人有基金会给予研究费，可远赴国外去实地搜集史料并进行访问；（三）外国人根据其本国史实经验以观察；（四）外国学人对史事人物可以毫无忌惮地批评（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6页）。
封闭式研究，大陆和台湾都存在这种缺点。台湾出版过两部篇幅很大的孙中山传。吴相湘撰写的《孙逸仙先生传》运用了大量外文资料，吸取了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自称：
相湘留心孙先生生平言行三十余年。……尤以近二十年来，美国亚洲协会台湾分会四次资助相湘赴美国、英国或日本、韩国或东南亚各国搜集有关孙先生史料。一九五九年，首先在伦敦阅读外交部档案卷中有关‘伦敦蒙难’文件，一九六○年在东京外务省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显微影片目录刊载‘遗失’的一八九七年以后的档案，由是得知孙先生早期革命活动真相，这是所有中外书刊从未记载有如此翔实的（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11-12页）。
傅启学撰写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传》在这方面非常欠缺，可以说是封闭式研究的结果。
孙中山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很长，在国际上的活动频繁。为了争取外援，他接触许多外国人士，特别是上层人物，这样，在国外保存了很多有关孙中山的资料。研究孙中山尤其需要打破封闭式，采取开放式。
贯彻开放精神，克服封闭式研究的缺陷，大力阅读海外保存的资料，吸取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融中外孙中山研究成果于一炉，乃是今后孙中山研究应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