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8 00:00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邓正兵 查看：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些省份在督抚或谘议局的操纵下纷纷以宣布独立的方式脱离清政府，这是长期以来地方权势扩张和地方自立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关键不仅在于革命党人奋不顾身的武装起义，更重要地是各地地方政府的连锁响应。可以说，清政府因地方主义兴起，依靠地方势力剿灭太平天国得以苟延残喘，又因地方主义大发展，地方势力转变为不可控制的力量而灭亡。
二
地方主义促使了清王朝的灭亡，但地方主义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失去了“王纲”制约且没有新型制度来规范的地方主义势力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发展，使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分散的地方势力基础上，对革命进程和局势发展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极为虚弱，最后走向夭折。
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均以宣布“独立”的方式来脱离清廷的统治，其独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于地方主义的发展，却起了相当程度的推进作用。因为独立强化了人们的省籍观念，增加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倾向，即便是新的中央政府建立起来，人们基于心理的惯性和对中央集权的疑虑，一时也很难认同和服从它。所以各省宣布独立后，均宣称地方自主自治。如四川都督赵尔丰在宣布四川自治文中即称：“今日以后，四川归四川人自治，军队多为四川子弟，应有保全四川全体之责而为四川全体捍卫之义务。”独立之初，湖北率先成立军政府，首长称都督，“其组织皆类似中央，非地方行政机关”。其他独立各省，均受湖北影响，都督府都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建制不仅不统一，而且还竭力保留了前清各省所拥有的军权、财权和外交权，俨如一国。地方政权处于严重的分散化状态。
当时各省地方政府的领导，担任都督者共15人，除革命党人而外，前清督抚和谘议局领袖有7人。这些人正是在反对清朝中央集权时与清廷分道扬镳的，独立之后，一省大权在握，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因此，由“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产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精神及组织形态上，均含有浓厚的联邦制色彩。修政后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对于临时大总统重要职权的行使，如宣战、媾和、缔约、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专使、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均须得到参议院同意；而临时政府的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公债、法律等，都要由参议院来决定。显然，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便建立在分散和不稳定的地方势力基础上。尤其是，这些地方势力与前清地方主义有着传承关系，直接影响和削弱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统治力量。
在这种各省都督在地方自组政府，握有军权，控制财源，而中央政府要听命于都督派出的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的情况下，国家真正的政治重心，实际上已移至各省都督。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地方势力与中央抗争的局面。“中央政令，不及百里”。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就职宣言中，对各省光复后的共和政体，强调“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在各省都督的阻挠下，一项也没有实现。“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以军事而论，革命后各省共和军队达三、四十万人之多，远胜于袁世凯的10万北洋军，但各省都督拥兵自重，并不听从临时政府调遣。临时政府军力如此涣散，自然难以与袁世凯相抗衡。
在孙中山为保住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而与袁世凯斗争时，出身于前清督抚和谘议局领袖的地方史海钩沉势力都背离了南京临时政府，支持袁世凯。除江浙立宪派反孙拥袁外，“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员如沈秉、王芝祥等，本系清廷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孙中山与袁世凯为袁是否南下就职而相持不下时，许多省的都督和民军将领纷纷通电，主张定都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内的不稳定因素发展为背离因素，这种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终于导致了临时政府的夭折。
三
辛亥革命失败后，地方主义强盛的状态并没有多大改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挽救革命，以地方为依托，以地方分权思想为武器，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对当时及后来的中国政局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势力仅及于华北和东北，南方各省多是省自为政，各行其是。为了集权于中央，袁世凯联络黎元洪和其他不满国民党的人士，次第提出一些削弱地方都督权力的主张和措施，如制定地方官职、划分税源、裁军、实行军民分治、禁止省借外债等等，其矛头直指南方国民党地方都督。如其三令五申所裁的军队，只限于南方各省的军队，至于服从他的北方各省都督，却都拥兵自卫如故。为了对抗袁世凯的独裁和咄咄逼人的进攻，国民党人宋教仁、胡汉民和李烈钧等人分别以国会、责任内阁和地方分权主义相号召，希图内以责任内阁来牵制总统，外以地方势力来制衡中央，终于导致“宋案”和“二次革命”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