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8 00:00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邓正兵 查看：
从根本上讲，国民党的主要领袖并不是地方主义者或地方分权主义者。只是袁世凯以统一和集权为名妄图消灭国民党地方势力，推翻共和，国民党地方都督便主张把革命势力寄存于各省，以地方分权来制约袁世凯集权的野心。地方分权在国民党人那里更多的是革命策略而非政治理念，因此，“二次革命”在本质上是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但在形式上表现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结果，“二次革命”强化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态势，地方分权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次革命”失败后，地方主义并没有消亡。不但各省的地方势力没有一扫而空，在镇压“二次革命”过程中因建功而坐大的北洋系将领，逐渐又形成了新的地方势力。西南滇系、桂系等地方势力则利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偏远地理条件和南北相争的有利时机，迅速崛起为重要的军事政治力量。袁世凯为了帝制自为，加紧了中央集权，使面临危机的地方主义势力再次迸发出巨大的能量。继西南几省宣布独立后，北洋将领冯国璋等也公开指责袁世凯不该采用中央集权主义，削夺将军权力，并声言不宜对南方用兵。袁世凯中央集权很快走向崩溃。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四川、陕西、湖南各省，均模仿辛亥革命的模式，再次以“独立”的方式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南北大权均落入地方统治大员之手。
护国战争后，失去了权威中心的北洋军阀迅速走向分化，不仅控制中央的军阀集团不能统治其他集团控制的地方，而且制定决议的权力分散到地方军人手中。西南几省则基本上游离于北京政府管辖之外。孙中山先生以恢复“法统”相号召。1917年后在西南先后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三个政权，但其实权操纵在西南军事首领手中，他们也不愿受南方政府的约束。中国“不唯南北不能统一，并且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整个社会处于权威危机之中。处于南北两大势力之间的地方军阀首领为了自保，搞起了联省自治运动。就思想脉络而言，联省自治是辛亥前后联邦论和地方主义的延续。对地方军阀来说，联省自治主要是“自治”，对抗“武力统一”，如何“联省”并不重要。因此，它“既没有清楚的观念，也没有实际的效果”。它遭到南北政府的一致反对，自然是无果而终。
在地方军阀以地方分权论作为维护地方割据工具的情况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抛弃了地方分权学说，反对联省自治，主张武力统一，并提出以“均权”制度作为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想准则。国民党“一大”宣言对联省自治派进行了批驳，指出：“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因此，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推行“以党治国”，着力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但相当多的地方军事势力仅仅是名义上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地方拥兵自重的情况依然如故。加之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复杂，一些反蒋政治派系往往与地方势力结合起来。如胡汉民在与蒋介石争夺中央控制权的斗争中失败后，依仗两广地方实力派的武力，以西南为基地，以建立“均权制度”为口号，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蒋斗争，酿成困扰当时政局和中国统一的“西南问题”。因此，晚清以来困扰中国政局的地方主义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浓厚地存在，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斗争中提出的“均权主义”，不管是作为理念还是策略，都被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所利用，从而对当时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