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褒词还是贬词——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2)

　    事实上，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章太炎都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极其腐朽、专制、卖国，使他们在对清王朝的绝望中走向革命。秦力山、孙武等人也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放弃了改良主张，投身革命阵营。20世纪初年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是由于经过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已彻底暴露，人们对它已经绝望，认为“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不得不先出以革命”（吴樾《遗书》）。革命派从出现到武昌起义，不过十几年的经历，各方面都不够成熟，力量也不算强大。然而，武昌举义的枪声一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政府顷刻土崩瓦解。显然，将这样一场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归之于“激进主义的结果”，是说不通的。这里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

　    还应该指出，用假设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是不可取的。对于任何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不论是好是坏，我们所要着力研究的是它的发生、存在的原因和历史作用，而不能由研究者主观地去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进程另行设计一套方案。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了，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已经失败了，清政府也早已垮台了，时至今日，再鼓吹什么“辛亥革命应该避免”，并假设如果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就已经实现现代化，无非是研究者脑子里的主观遐想，谁也不可能再回头去改变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这种假设，毫无意义，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不仅无益于历史研究，而且会造成思想混乱。

　　二、客观、公正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

　    把民国年间出现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归之于辛亥革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公正的。民国年间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出现，是袁世凯和其他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而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抱着敌视的态度，力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不断向革命派施加干涉和压迫，加紧扶植袁世凯，鼓吹“非袁不可收拾”。立宪派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将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拥有北洋武装又受帝国主义宠信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他们在革命内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而在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在发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被迫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取而代之。辛亥革命遭到严重的挫败。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实行专制、卖国的反动统治。他撕毁《临时约法》，取消国会，破坏民主，使“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进而搞尊孔复古，复辟帝制，实现他做皇帝的野心。就在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的过程中，他亲手培植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效法他对待清政府的态度，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抛弃对袁世凯的忠诚。而东北的张作霖，南方的滇系、桂系也都在扩张势力。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北洋军阀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的分裂表面化。皖系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张作霖的奉系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为皖直两系以外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方滇系、桂系军阀也各行其是。这就出现了军阀割据以至混战不断的局面。

 　   以上事实说明，民国年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的结果，是各地大小军阀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列强激烈争夺下，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49页）

　    辛亥革命也有根本性的失误，但不是因为搞掉清政府，而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他们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非常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掌权以后就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为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果实和日后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留下了隐患。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它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这次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恰恰是搞掉了清政府，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点值得提出：一、给封建主义致命的一击，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个神圣固然未必就要杀头，但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二、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