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2)

　    一、关于《知新报》的《谭嗣同传》谭嗣同的传记在《清议报》之前，就已经刊登在《知新报》第75号上了。[3]在这里没有署名，仅注记了“译十一月二十七号日本东京报”。“日本东京报”是一个暖昧的说法，这应该是指上述日文报纸《日本》。该报确实在11月27日刊登了《清国殉难六士传》。（注：《清国殉难六士传》，《日本》1898年11月27-29日。有关谭嗣同的部分是刊登在27至28日。在《知新报》上，三天的内容都被译录了。）除了一个重大的不同以外（下详），这毫无疑问是《知新报》刊载的谭传原本。在译文上，除了若干修辞上的修改，以及一些有意修改的部分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是直译。

　    但是，《日本》的《清国殉难六士传》在篇首就明确写有弁言，称该文译自“刚刚收到的在上海刊行的《亚东时报》”。《亚东时报》的文章是指署名为逸史氏的《六士传》。（注：逸史氏《六士传》，《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亚东时报》是日本乙未会在上海刊行的汉文月刊杂志（但是不定期）。主笔是山根虎之助（立庵），自第6号起，唐才常也参与编辑。）这是在六君子被处斩后1个多月后立的传记，内容相当充实。关于逸史氏，不知其详，但从 “谭嗣同，字复生，清国湖南浏阳人也”的起句中可以推断，作者似为日本人。这样的话，主笔山根立庵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

　    就是说，《日本》的《谭嗣同传》是《亚东时报》所载文章的训读日译文，而《知新报》所载的则是《亚东时报》中刊载的日译文的除了一部分以外的，再次回译成汉译文的《谭嗣同传》。如整理一下刊行日期的话，就是这样的：11月15日，在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的汉文谭传，被11月27日在东京发行的《日本》译成日文刊载；而这篇日文谭传又被12月23日在澳门发行的《知新报》回译成汉文刊载。上海至东京间隔12天，东京至澳门26天。在这里，必须令人注意的是，一篇文章从上海经过东京，然后又传到澳门这一事实，从地理上说不合理的，但从用字造句来看，其传播线路是毫无疑问的。

　    前面曾经提到，《知新报》的谭传与《日本》的谭传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直接将其与《亚东时报》比较来看一下其中的不同。从字数来看，《亚东时报》约刊 1390字，《知新报》约刊1680字，多了290字左右。这里的差异是因为《知新报》收录了两种谭嗣同的绝命书所发生的。这两种绝命书一种是致梁启超的（约170字），另一种是致康有为的（约100字），均作于“八月初十日”（公历9月25日）。这两篇文章也收录在《谭嗣同全集》里，[4] （P519,532）但正如下面要论述的那样，这两篇文章并不是谭嗣同的文章。

　    这两种绝命书的来历，目前只能追朔到1898年12月21日这一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的报告。该报告正像其标题那样，在屡屡叙述了张之洞对政变的看法后，提到张之洞希望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送出国外”，这与西太后政府所要求的“将其引渡或杀害彼等”的希望是不同的开明措施。小田切在报告中认为张之洞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小田切的报告里，作为“乙号”，收录了《钦差督办报事工部主事康有为撰奉诏求救文》。这里提出的标题是“求救”，即救出光绪帝，但对西太后的丑化却是贯穿始终。全篇充斥了“那拉氏淫乱成性”、“先帝之遗妾”、“淫乱之宫妾”、“异性之淫子”、“伪主”、“牝朝”等等的歇斯底里的蔑视女性的粗暴言语。也许是对这种过分卑鄙的言辞感到有些为难的缘故吧，小田切特别指出，“特此要明记的是，附录之不久前康有为向本国递送之乙号所复写的印刷品之故，迄今为止多少对其表示过同情者，亦因此对其之所为抱有不快之情了”。（注：《六一六，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在勤小田切总领事代理致都筑外务次官函：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近况及其对政变的意见报告书》，《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4年版，第31、725-742页。顺便提一下，日本的对策基本上是沿着小田切的希望来推进的。）在这篇《奉诏求救文》里，附录了7篇伪书。[5]（1）《杨锐带出朱笔密谕》、（2）《林旭带出朱笔密谕》、（3）《谭嗣同狱中绝笔》、（4）《又》、（5）《今上皇帝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6）《又》、（7）《文宗显皇帝遗慈安太后密诏》。（1）、（2）的所谓《衣带密诏》是康有为的篡改版。（3）、（4）是上述致康有为、梁启超的两种绝命书。（5）、（6）的口谕是光绪帝自我批评和变法决心的表明。（7）是咸丰帝给东太后的。在7篇文件中，其中与谭嗣同有关的就有5篇，可知谭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康有为甚至不惜伪造皇帝和朋友的文书，也要将自己置于保皇运动的中心地位。

　    康有为一行7人到达东京是比梁启超晚4天的10月25日夜晚。数日后，在牛込区加贺町安顿了住处后，于11月开始了真正的活动。在康有为致品川弥二郎的信函中，（注：《康有为初与品川子爵书》，《民报》第24、18-22页。本篇日期，与后面的梁启超11月3日的信函是同日的。）已经可以看出以谩骂人格来进行保皇运动的迹象了。在先到日本的梁启超那里所展开的是，就像与王照联名致大隈重信首相的信函中那样，将皇帝比做天皇，将太后比做将军，基本上是以政治立场为立足点的保皇运动。[6]然而，随着康有为来到日本以后，梁启超顺从康有为的方针，甚至参与了伪造谭嗣同致自己的绝命书的事情。从上海的小田切报告和澳门《知新报》刊载的日期来推算，文书被伪造大约是在《日本》发行前后，11月下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