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梁启超(2)
辛亥革命网 2011-06-10 00:00 来源：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 作者：李喜所 查看：
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维新派的影响要较孙中山等革命派大。从日本警视厅秘件中所披露的情况看，他们对康有为的重视超过了孙中山。清廷捉拿康梁的赏金也远比孙中山高。孙中山这时谋与康梁合作，可能性较小，而且康有为傲慢、固执、以帝师自居，根本看不起孙中山。但孙中山从中国的大局出发，一直积极争取康梁，关心康梁。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孙中山曾努力设法相救。康梁逃到日本后，孙更珍惜他与梁启超的友谊，派人去看望康梁，又通过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转达他的问候，还“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49页。）。许多日本友人也认为康有为定会从戊戌政变中吸取教训，放弃改良主义，与孙中山合作进行反清革命。犬养毅、宫崎寅藏、平山周等积极找康有为等做工作，最后在犬养毅的早稻田寓所，举行了孙中山、梁启超合作会谈。由于康有为从不松口，梁启超亦不敢自行作主，所以没有谈出什么结果。随后，孙中山又派陈少白拜访康有为，苦口婆心，反复规劝康，康有为要报光绪帝的“圣恩”，始终不肯投入正在崛起的革命洪流。但梁启超则和康有为有一定的区别，试图与孙中山携手。于是孙梁关系复杂化了。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上在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中行动，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逃亡日本后，善于吸收新鲜事物的梁启超开始自我建树，逐步有了独立的思想品格。他自称：“自居东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第186页。）。这时的梁启超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家的政治营养，大谈民主、共和、自由、民权，甚至革命。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还说：“我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9，第86页。）。这虽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追记，不免有粉饰自己的一面，但从总体上反映了梁当时倾向革命的动向。梁启超在1899年后，很少谈康有为的“改制”或“伪经”，较多地宣传“破坏主义”，抨击清廷反动统治。他认为“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破坏终不得免，愈迟愈惨，毋宁早耳”（《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页。）。他在致徐君勉的信中称：“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许多可信的资料表明，1901年前后的梁启超确实具有革命思想。这一方面是梁本人思想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维新派内部在戊戌政变之后逐步分化的反映。以东京大同学校为例，30多名学生多为流亡的维新志士，1900年后梁启超对这些学生讲卢骚、孟德斯鸠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学说，很少谈孔孟之道，于是学生思想大变，矢意追求民主自由。第一期学生冯自由回忆说：“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107页。）。秦力山、林圭、李炳寰等人“渐心醉革命真理，种族观念油然而生”，并力主与孙中山合作。事实上，梁启超当时的言行，正是这一批人由改良向革命转化过程中的代表。当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往就进一步深化了。日本冈山县博物馆所藏的梁启超致犬养毅的信，更说明了这一点，其中谈到：
“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稀），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转见《近代史资料》第74辑。）
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康有为不和孙中山合作有不满之处，希望见到孙中山、陈少白详细解释。同时要通过犬养毅等人约时间与孙中山见面。
事实上，在梁启超赴檀香山之前，他和孙中山有多次交谈，商讨合作，双方私人交往也密，用梁的话讲是“已订交”。章太炎认识孙中山，也是通过梁介绍的。《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中称：“时卓如在横滨，余往候之。……香山孙文逸仙时在横滨，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冯自由亦记云：章太炎“由梁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革命逸史》第2集，第36页。）。孙梁这时多函电往来，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可惜存留下来的极少。
孙中山1899年3月2日和4月2日曾致宫崎寅藏两封信，从中透露出他对梁启超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