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梁启超(3)
辛亥革命网 2011-06-10 00:00 来源：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 作者：李喜所 查看：
其一云：
“兄果知其人诚实，可请于明日午后五时来见可也。”
其二云，“弟病气已消，今日已出外游行，以吸清气而抒体魄。某君前日来见时，弟已应言尽言，倘能如弟言去办，则于中国前途大有补益也。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6页。）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信的内容来分析，这里的“其人”、“某君”当指梁启超无疑。《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录有梁启超这时给孙中山的两封信，同样反映了孙梁之间的交往。一为：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
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
二是：
“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日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畅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能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1－182页）。
孙梁这种书信往来，不仅使他们之间的合作出现了可能，而且使革命派和维新派之间的关系日趋融洽。正在步入革命队伍的唐才常、毕永年等时常拜会孙中山，请教救国方略，孙中山亦极诚恳地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为首领”（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74页。）。这时，唐才常等人正在发动自立军起义，孙中山亦表示支持。“当时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中山先生，称之为‘极峰’，均系通过容闳进行联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44页。）。唐才常、林圭等人由东京返国举事时，梁启超在芝红叶馆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出席，“各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概”。林于行前，亲诣中山请益，中山为之介绍于汉口俄国某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66－67页。）。这种相互支持的情况，连清廷亦有所闻。杨崇伊在密上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称：“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1页。）。亲身经历当时境况的冯自由曾有一段较客观的描述：
“己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是年梁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往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濒行约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中山为介绍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于其兄德彰及诸友。”（《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2期。）
由此可以断定，孙中山和梁启超确曾有过较为真诚的合作。但这种合作是不稳固的，时常存有断裂的阴影。当1903年到来的时候，就彻底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