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3)

　    外资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船舶修造厂的设立。最早的是发昌机器厂。继起者有1875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1880年的远昌机器厂、1881年的合昌机器厂、1882年的永昌机器厂、1885年的广德昌机器造船厂和通裕铁厂等。它们多数设在虹口，限于资金和技术，业务大多依附于外资船厂，承揽一些零星加工业务，“实际上仅是外商船厂的辅助工场”（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4、39页。）。

　    早在19世纪50年代，为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在华活动范围，欧美商人就以上海租界为基地，将轮船运输业的触角伸向四周的内河水道，“置造小火轮船装运银两前赴内地，采办丝斤并各项货物回沪”。1865年2月，结束国内战事后的清政府宣布不准外轮驶入通商口岸以外的内河。在沪外国商人反应激烈，联名要求各国驻华使节出面干预。清政府对外国轮船深入内河深为顾忌，担心“若一处准行，处处皆援例而起，夺目前商船之生业，驰日后军国之防闲，关系利害极重。是以屡议未允，即再续请，仍不便行”（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l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52、367页。）。时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在规定增辟沙市、苏州、杭州通商口岸的同时，准许外国船只“从上海驶进吴淞口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1898年颁布的《内港行船章程》，又将范围扩大到各通商省份的内河水道（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6、786页。）。自此，以租界为主要基地的中外船舶修造业和轮船航运业，活动天地大为扩展。与远洋、近海货轮相比，内河小吨位轮船的制造周期、技术要求，同中国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经营能力较相适应；另一方面，自清政府开禁，内河小轮业发展很快，市场需求大，“因此机器厂制造小火轮盛行一时”。较出名的，“在苏州老港内有公茂、史桓茂、大昌、广德昌等几家；在虹口有恒昌祥、广德兴等几家；在杨树浦有公兴；在南市有求新、兴发荣等几家。专门协作制造船木壳的有协顺昌、施广福、财理等数家”。其中有的还同时经营内河轮运业。设在新闸的公茂机器厂，“在1895-1913年间业务大为扩展，制造了不少小火轮，自设老公茂航运局，经营上海、无锡、苏州洞庭山、常熟等地的客货运输业务”。行业史料载，“公茂的小火轮制造业务是随着它的航运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为老公茂航运局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公茂船厂的经济周转，使小火轮制造能加速进行，而小火轮制造又回过头来加强航运事业中的力量，因此公茂船厂的发展比别家同业为快，在1913年以前公茂船厂共为老公茂轮船局造过二十只左右小火轮及拖船”（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28、130页。）。

　    中外船舶修造业和内河轮运业的发展，不仅招募了众多的劳动力（注：以祥生船厂为例，1879年雇佣工人约1400名，至1894年增至约2200人。详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175、1224页。），也使租界与周围农村的经济联系大为增强（注：上海地区的公路运输起步较晚。1919年兴筑的军工路，是上海第一条近郊公路。详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从上海始发的内河小火轮激增，一些固定航班相继开设。以地处上海远郊的青浦县为例，“曩时，唯航船、划船、班船为交通工具。光绪之季，内河盛行小轮，渐次及于邑境。二十一年，首由上海立兴公司试行，自新闸起，溯吴淞江入大盈浦，经城濠而西达珠街阁镇，邑商继之。未几，立兴停驶，上海内河招商轮船局接踵而起。三十三年，邑人沈锡麒集股倡办裕青公司，自置小轮，逐日开驶，并于北关外建筑码头。凡经过各镇市，均有码头停泊。未逾年，与招商局约，按单、双日各驶一艘，至今（时为1934年——引者）无改，名曰申阁班”（注：民国《青浦县续志》卷五，“山川”、“船舶”。）。除崇明岛因悬处长江口，情况稍特殊外，上海地区其他同处江南水网地带的各县，当时的内河航运交通状况与青浦相似，近郊各县甚至更为便捷（注：详可参阅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交通运输》，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出版。）。

　    以租界为主体的上海近代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给周围农村提供诸多新的谋生途径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冲击。很多人不再安于厮守土地，而是将眼光投向大上海，向往并投入不断发展的城市经济生活。上海县法华乡，“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宝山县彭浦里，原先“农家最穷苦而安分，终岁勤动，竟无休日，若无产者受值佣工，不少偷懒。妇女亦事耕耘，暇则纺织，犹存勤俭之遗风焉。然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在地处远郊的青浦县农村，亦有“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注：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宣统《彭浦里志》卷一，“风俗”；葛冲：《青浦乡土志》，“风俗”。）。众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既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也有明显改观，在毗邻港区和工厂区的农村，“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村民在走向进步的历程中，已从贫困和不足的状态逐渐改变为中等程度的舒适和富裕状态，特别是妇女和少女更是如此。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看到从闸北或杨树浦路各厂家走出愉快和看来满足的人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情况能得到改善，同大型地方工业的建立有关”（注：《海关报告》(1892-1901)》，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剔除其中夸饰的成分，这段描述还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据统计，1894年上海机器缫丝业工人9600名，1910年为32685名；从1895年到1913年间，上海缫丝工人约占全国缫丝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注：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7、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