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4)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揭橥的政治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并且它在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研究孙中山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在民国时期，很多学人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的论著。其中最突出的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兴学会1935年出版）、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出版）、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上海新生命月刊1928年出版）、叶青的《三民主义与民主政治》（重庆青年出版社1945年出版）、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刘炳藜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重庆中央周刊社1940年出版）和杨幻炯的《三民主义概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出版）等等。这些著述，各人研讨的角度虽有不同，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也各异，见仁见智，互有分歧，但几乎都把孙中山打扮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继承者，其为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服务的意图则是一致的，因而在中国思想界曾产生过消极的不良影响。学术研究旨在探求真理，为了政治目的而不面对现实，面对真理，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只能是歪曲和谬误，这是为识者所不取的。

　　“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设计的方法和步骤，将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循序以进。“权能区分论”，是孙中山把人类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学、不知不觉三种人，“权”与“能”因人的不同而“区分”，是对待人民群众的偏见。它在理论上的主要错误是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把权与能机械地加以分割（所谓有权无能和有能无权），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林桂园的《国父政治思想体系》（重庆现实出版社1945年出版）、何会源的《孙宪精义》（原名《论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央政治制度之设计》，出版年份不详）、黄旭初的《民权主义概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张铁君的《民权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出版）等书，以及相当多的论文中，在此“两论”问题上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毛病。它们甚至利用和夸大“两论”中消极因素及理论弊病，为蒋介石强化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政权寻找理论根据，使之能打着“万能政府”的旗帜，将全国人民置于“阿斗”的无权地位，借以剥夺人民应享有的权利。这种研究方法，全在迎合政治形势，论述畸轻畸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对孙中山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第三，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论探求。

　　几乎所有的论著，特别是在孙中山的传记和生平著述中，多属于史事的概述，以传录孙中山的事迹为主，很少涉及当时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没有把孙中山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体例也几乎是各家一致，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仅摆出一大堆历史现象，流于资料罗列，类如长编记事，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未能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更有不少是国民党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和历史偏见的应景、应时之作，其内容乃至文字颇多雷同，缺少创见和新意。就是在具有较多参考价值的著作中，也由于作者仍不免囿于党派见解，甚至带有某种官方色彩，从而局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绝大多数著作都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已注明者也明显地看出史源不足。所以，它们虽保存和整理了某些方面多少有用的史料，却很难说是科学和严谨的学术著作。

　　回顾民国时期对孙中山的探索和研究，38年间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出版物中，种类最多的还是介绍孙中山事业、思想和活动的各种传记、生平，以及三民主义等类书籍。从学术内容而言，基本上还是处于初阶，较为单薄，并且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它为时人与今人乃至后人提供了某些借鉴和参考。例如在处理现实性与科学性的问题上，就有颇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我们从当时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时代范畴来说，孙中山研究是属于当代革命领袖人物的研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全国统治后，孙中山研究基本上又被纳入国民党党史的范畴，为蒋介石集团宣扬其正统观念服务。不少史书削足适履，掩饰涂改，以致往事面目皆非，背离历史真实。在研究目的上，较多的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在研究内容上，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甚至把历史与现实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更有甚者，为着现实政治的需要，突出现实性，只注意适合需要的材料，不是全面地占有和研究材料，却忽略乃至违背科学性。正由于孙中山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政治性的特点，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蒋介石集团的巩固起了作用。毫无疑义，学术研究当然要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努力发挥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一取向是没有问题的，值得肯定的。但如何把现实性与科学性正确的统一起来，从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的现象观察，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很值得从凸显出的经验教训中引以为鉴。

　　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研究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它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目前的孙中山研究，已有雄厚的基础与很高的起点，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正在向进一步深化拓展的方面发展。回顾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给予重新审视和思考，对今天的孙中山研究者来说，“温故而知新”，也是不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