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3)

　　冯玉祥当时的计划是，联络韩复榘、宋哲元，由他自己主持北方，而由西南方面出面，联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各省实力派，南北呼应，共同倒蒋抗日。胡汉民支持冯玉祥的计划，于5月5日复函，表示只要北方有所举措，南方同志一定“竭诚襄助”。5月12日，冯玉祥再致胡汉民一函云：

　　顷托任、何两同志代致一函，计蒙鉴察。近辱国更甚矣！兹请张省三同志趋前面报一切，即请指示。

　　任，指任援道；何，指何世桢。二人均为胡汉民派往冯玉祥处的使者。当时，《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已经签字，该协定规定中日双方军队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为，日军撤至事变前原驻地区，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反对，李宗仁等甚至以袁世凯的二十一条相比。冯函所称“近辱国更甚矣”，指此。

　　冯玉祥与胡汉民由于在反蒋抗日上立场相同，因此，双方使者往来频繁。1932年7月胡汉民派许崇灏北上。同月25日，冯玉祥致胡汉民函云：

　　顷承遣派许崇灏君北来，藉奉大教，备悉种凡。国事艰屯，外患环逼，自应修明内政，固结团体，方足以御敌侵掠而应潮流。慨自建国以来，我邦人士之本此精神终始如一者，厥惟中山先生。乃大乱敉平，哲人遽萎，每怀先烈，曷胜伤心！幸吾兄笃守正谛，南服宣勤。静珠海之波澜，谋神州之根本。高怀卓识，无让前徽；逖听风声，弥令倾倒。弟虽不敏，区区为国为民之愿，素抱不逾。有利于此，无不竭诚努力以从。

　　许崇灏，字公武，广东番禺人，曾任粤军总司令部顾问。1928年任两粤赈灾委员会委员。1929年12月兼代考试院秘书长。函中，冯玉祥表示：“区区为国为民之愿，素抱不逾。有利于此，无不竭诚努力以从。”这说明，二人在反蒋计划上已经达成共识。

　　1933年1月1日，日军突袭山海关，华北危急，蒋介石被迫派兵北上，但是，他的精神灌注所在还是江西的“剿共”军事。同月末，南京政府决定将北平故宫文物南迁，装箱待运，舆论强烈批评其重古董而不重土地、人民。冯玉祥激忿地在日记中写道：“古物已运往上海。这是什么政治，会有这样的糊涂混账啊！”2月14日，冯玉祥托凌昌炎携函面见胡汉民，尖锐地指责蒋介石。函云：

　　自榆关失陷以来，表面上虽有调动大军开赴前方之举，而实际上如兵站之设置，弹药之补充，军费筹拨等等，迄未举办，是无异赶十余万大军于绝境，此云抗日，真为欺人之谈。现在军队已怨言四起，军心既失，遑论应战，南京政府对于华北之漠不关心有如此者！对于古物南迁之事，虽经各方竭力反对，终不能打消其原议。其贱人而贵物，已属乖谬。近且以古物探借外债，藉以维持其政治生命。倘此事一成，恐国家将从此更多事矣！奈何奈何！

　　冯玉祥要求胡汉民迅速筹划，使西南方面一致行动，拯救华北。函称：

　　祥以为华北之存亡，南京方面早已置之不顾，如西南诸贤达应时势之要求，顺人民之意向，奋起救亡，颓势可挽。否则华北恐不保矣！

　　为了挽救华北，1933年3月间，胡汉民等决定组织西南联军北上抗日，冯玉祥等也决定在北方同时发动，不幸先后失败。此后，冯、胡间仍然信使往来，不绝于途。1934年1月，胡汉民派曹四勿赴泰山见冯。同月12日，冯玉祥派李兴中携函到香港见胡，函云：

　　曹四勿同志抵泰，道及尊况，不胜佩慰。国难日深，救亡图存，端赖荩筹。兹遣李兴中同志趋前候教，敬请指示一切。

　　自1933年1月起，胡汉民即在广州创办《三民主义月刊》，提出要根据三民主义“批判时事”，“评衡学术”，指责蒋介石所实行的“个人主义的寡头政治”。1934年10月，南京政府为了实现宁、粤合作，派王宠惠携孔祥熙函南下，劝胡汉民北上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11月27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名通电，提出中央与地方实行均权的五项原则。同时，再派王宠惠、孙科南下，劝说胡汉民等与中央“团结”、“协作”。这一期间，胡汉民连续在《三民主义月刊》发表谈话或文章，提出与南京方面的合作条件，认为“在军权统治之下，不能实行均权制度”。胡汉民的这些言论，深合冯玉祥的心意。1935年1月9日，冯玉祥致函胡汉民云：

　　刘、熊二同志北来，得读手教，敬悉种切。至于所嘱指导与指挥之点，更为钦佩无已。近读《三民主义月刊》，知伟论益为光明正大。盖今日言团结则非此不可也。

　　刘，指刘定五；熊，指熊观民。1934年10月，冯玉祥陆续派二人到广东、香港等地，分别会见陈济棠、胡汉民等人，就抗日反蒋等事有所商谈。11月23日，胡汉民复函冯玉祥，主张“严切准备”，内称：“我人此时在革命工作之进行上，与其为局部之指挥者，不如为全部之指导者。”本函所称“至于所嘱指导与指挥之点”，指此。

　　三、程潜、陈嘉　、柏文蔚、张知本、黄季陆等

　　潮流之三是以程潜、陈嘉　、柏文蔚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部分国民党元老、官吏和军人。

　　程潜于1928年被李宗仁拘禁，同年11月解除监视，其后即寓居上海，逐渐成为湖南及上海地区反蒋派的领袖。当时，在他周围的有柏文蔚、黄复生、熊克武、张知本、黄季陆、何世祯、桂崇基及原湘籍军人、官吏陈嘉　、陈嘉任等。

　　九一八事变时，程潜目睹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事迹，十分振奋；但他深切了解蒋介石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因此，又十分沉痛。1932年2月17日，程潜致函胡汉民云：

　　我军御日，连战皆捷，民族前途，顿呈曙光，此诚可慰。惟自应战迄今，当局始终秉安外攘内之旨，牢持而未尝稍懈。盖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正宜其消沉矣！

　　他要求胡汉民早定计划，及时行动，函称：

　　际兹寇深魔长，存亡呼吸，谅公早储硕画，以为吾党人士救国之旨归。第就管见所及，居今日而欲党不自我毁、国不自我而亡，惟有树立中心，决定大计，集中革命力量，摧破腐恶势力，舍此更无术以幸存。吾党为国人诟病久矣，吾党主义则如日月经天，初未尝为国人所诟病也。是欲收集全民族对于吾党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