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5)

　　四、孙殿英、杨虎城

　　潮流之四是孙殿英、杨虎城等北方和西北实力派。

　　在反蒋斗争中，胡汉民非常重视华北和西北，和孙殿英、杨虎城等早有联系。

　　胡汉民在任命熊克武为新国民党上海地方干部委时即曾提出，北方工作重要，希望柏文蔚和熊克武能“参加负责”。此后，胡汉民在天津成立北方军事委员会，熊克武即衔命北上，访问孙殿英、阎锡山等人。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藏有一份谈话纪要，其中孙殿英部分共七条：

　　一、如西南组府或出兵最近能实现，则即暂留晋绥，以待出动华北，但须由津方商得阎之同意。总之，无论去留，一听胡先生命令。

　　二、请西南给以名义，如政会委员或其他，亦可以示切实关系，以便号召部下。

　　三、望西南即不能急切出兵，亦须早日组府，予以军事名义，如西北边防督办之类，当即通电讨贼。惟此时给养望稍予接济。

　　四、如上述三项不能实现，即决志西行，排除万难以赴之，拟先取兰州以为根据地，再占凉州，与虎城联络。蒋如不加阻止，则与之敷衍，否则即通电讨贼，仍附属于西南，此时望西南亦予以援助。兰州得手后如胡先生及熊、萧、唐、邓、邹诸先生有意前往，亦可在兰组府。否则坐视蒋贼日大，迁延愈久，打倒愈难。

　　五、请予虎城以军事名义，使之领导西北各军，殿英愿附之，用以坚其心，遂其志，且亦易于推动也，并望津方派员切实致意，务期一致行动。

　　六、拟请设法挽张，早日返国，以免东北军为蒋金钱所分化。

　　七、请即派员来部主持党务，领导一切，使全军有所信仰。从内容看，以上七条应是孙殿英对胡汉民和西南方面提出的要求。1933年长城抗战中，孙部有较好表现。长城抗战结束后，孙部是留在晋绥一带，还是西进甘肃、宁夏，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孙殿英提出，如果胡汉民能迅速出兵北上，或在西南组织政府，则孙部将留在晋绥，以便在华北响应；如果组府与出兵一时均不可能，则孙部将决意西进，取兰州为根据地，以便胡汉民等到当地组织政府。

　　孙殿英提出的是一项包括西北军、东北军在内的大计划。当时，胡汉民对陈济棠已经很失望，急于开辟新领域，因此，赞同孙殿英在西北组府的意见。但是，胡汉民深知，要实现这一计划，必须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因此，胡又派熊克武到山西与阎及其亲信杨爱源（星如、心如)谈话。阎、杨当时都表示支持胡汉民，赞同孙殿英西进。二人表示：

　　一、西南各省同志目前甚望能切实团结，以赴事机。现在环境纵难出兵，亦盼能早日组府，以领导各方同志，以慰各方同志之望，否则群龙无首，各自苟安，终难以成大事。

　　二、望西南速定外交方针，且须确有办法，否则对内纵能成功，亦恐难于持久，甚至于终归失败。目前华北形势尤为显著。

　　三、华北局势全在鲁、晋、东北三方之合作，一切自不成问题。晋方始终追随西南之后，可勿顾虑。惟鲁与东北希望熊先生能久在天津，切实联络，并望能挽张回国，使十数万东北军整个为我所用。

　　四、孙军西行为目前最紧要问题。盖西去不仅足以图生存，且可以作将来东入潼关之策源地，而打破蒋之西北主义，尤俾益于大局，晋绥受惠更无论矣！阎、杨的这一段谈话，可以说甜蜜之至，不仅拥护胡汉民作为反蒋派首领，支持他成立政府，而且答应对孙殿英的西进提供物质帮助：“拟俟其一到宁境即助以款三十万，弹二十五万，以后如再需要，更当源源接济，务期于成。”二人并建议，熊克武一面催孙殿英速行，同时派人与杨虎城联络。

　　熊克武对孙殿英、阎锡山的态度非常满意，向胡汉民提出三项建议：

　　一、组府出兵纵难定确期，亦盼能示以大要范围，以便应付一切，激动各方沉闷心理。

　　二、华北将领心理多存对内尚易，对外维难。苟外交无办法，倒蒋终难成功。尤以华北局势，多视外交为转移，故望速定外交大计。

　　三、殿英竭诚拥护，殊不易得，尤以其能说能行为华北诸将领中所难能。苟善用之，实将来之基干，故目前拟请密给以政委名义，并预给以军事名义，如西北边防督办之类，以备将来军事行动时之用。至虎城不妨许以军分会。

　　可以想见，胡汉民对熊克武的工作多么满意。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阎锡山、杨爱源骗了熊克武。孙殿英部按计划西进了，阎锡山不仅没有给予任何援助，反而和蒋介石配合起来围剿孙军，使得胡汉民的西北计划最终失败。

　　以上所述，仅据台湾国民党党史会所藏胡汉民资料，它是当时国民党内反蒋抗日潮流在文献中的部分反映，可以说，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

　　1928年，随着二次北伐的胜利和东北、新疆的相继易帜，北洋各派退出政治舞台，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但是，这种统一只是暂时的、形式上的。国民党内部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和实力集团，北伐胜利之后，由于政见分歧和权力、利益分配等多种原因，这种内部矛盾遂演化为激烈的武装冲突和政权对峙，其集中反映就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和1931年的宁粤分裂。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这本来是一个团结御侮，全力对外的契机，但是，蒋介石对外忍让，对内强硬，企图首先以武力削平其他政治、军事派别。这样，反蒋抗日便成为国民党内外爱国民主派和若干实力集团的共同要求，而这也就酝酿着新的分裂和内战以及给予日寇以可乘之机的巨大危险。只是在卢沟桥事变，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抗日方针之后，国民党才实现了全党的团结，中华民族也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冯玉祥说过：“抗日，仇敌能化为同志；不抗日，同志将化为仇敌。”信然。

　　（作者杨天石，193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