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老丁

　　老丁（丁守和，1926~2008）走了。我一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

　　自打退休以后，每逢星期二，有事无事，老丁总要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坐，聊几句。有段时期，不见老丁的身影了。怎么回事？打电话到他家里，没人接。我问耿云志兄。云志说，他耳朵不好，可能听不见。他不会到哪里去的。听了云志的话，我也就释然了。因为忙，没有想到要立即去老丁家看看。然而突然有一天，得到消息：老丁走了，得的病是心肌梗塞。这怎么可能呢？老丁一向身体不错，没什么毛病，依我的估计，他是会活过九十的。然而他却突然走了。我竟然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被康生定为“利用历史反党”】

　　我知道老丁，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我在北师大附中教书，业余做点研究，偶然在图书馆中见到老丁与人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翻读之下，深为该书引用资料的丰富和论述的深入、精辟所折服。那一段，我正在研究清末、民初的文学团体南社，需要了解“五四”前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老丁的书给我打开了一扇宽大的窗，成为我瞭望那个时代的最好读物。但不久，书架上再也见不到这本书了。向图书馆管理员打听，说是有问题，收起来了。什么问题？我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呀。我照样向管理员商借，照样阅读、学习，仍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直到我调进近代史研究所之后，和老丁熟起来，我问老丁，老丁说，那是因为书中肯定了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康生说这是利用历史反党，因此就遭殃了。不仅所里斗，还被揪到人民出版社去斗，并且还被造反派打了耳光。老丁愤怒了，立即抗议：为什么打人？！

　　当然，“文革”之后，老丁平反了，这本书也平反了。老丁的书，还原历史，忠于历史，不因那时陈独秀头上还戴着的种种帽子就不写或少写他，这是学者的诚实、历史学家的诚实，历史学需要的就是这种不唯上、不媚时的诚实精神。

　　老丁这本书是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基础上写作的。为了写作《介绍》，老丁和他的合作者在全国广泛访求资料，能借的借，能抄的抄。1980年代，我到马列主义编译局看书，或者在近代史研究所特藏室看书，常常会发现许多抄本杂志，那都是老丁写作《介绍》一书时留下的。翻着那一页页发黄、发脆的纸，看着那一个个已经墨迹变淡的字，我具体而微地感受到了老丁和他的合作者们的艰辛。我原没有购买这本书，等我想买的时候就买不到了，向老丁要，老丁说，他自己手头也只剩下一本了，似乎有点舍不得。不过，过了两天，老丁还是把书送给了我。这本书，老丁用黄色牛皮纸包了书皮，可见其珍爱。至今，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架上，书皮自然旧了，有水湮的痕迹，但我不忍舍弃，那是老丁的遗迹呀！

　　老丁出身贫苦，没上过几年学。据老丁对我说，他只读到高小，当过木匠。1946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入党，完全靠刻苦的自学成长起来。建国后，他在马列主义编译局当办公室副主任，又是靠着自学走进了科学研究的行列，担任研究室主任。1959年，全国“反右倾”，编译局有位同事被认为右倾，老丁出面说了几句话，结果这位同事无事，老丁却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安徽，回京后又被迫离开编译局。据老丁说，他因为文化学历低，很多单位都不要，最后还是被黎澍看中，才调进了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评职称，黎澍同志为老丁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记得其中有一句话是：“在五四运动研究领域，丁守和同志堪称专家。”

　　确实，在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中，像老丁这样深入、这样成绩卓著者并不多。老丁的记忆力，很多地方不能算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广东的一家出版社给他寄稿费，他不记得是多少，也不记得存在哪家银行了。他向我问计。我建议他回忆和自己有关系的银行，一家家去问，于是就由夫人陪着他，问了许多家银行，果真找到了，但数字和老丁所说差很多。夫人打电话和出版社联系，证明老丁的记忆完全错误。但是，老丁对学术资料的记忆力却惊人的好。直到晚年，老丁还能大段大段背诵五四时期期刊中的原文，听得我目瞪口呆，自愧不如。老丁不仅资料熟悉，而且身体力行，坚持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对于社会中的反民主现象，他深恶痛绝。有个别大人物，老丁不喜欢，他虽被邀请，但就是不去参加相关会议。据说另有学者参加了会议，得风气之先，及时写了“转向”文章，于是受到赏识，风光了好长一阵子，但老丁毫不后悔。

　　有段时期，有部戏曲影片中的两句话很流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老丁对这两句话持批判态度，认为它体现的还是“为民做主”的“官本位”思想，不是“民做主”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有一年，有关机构将五四精神的核心定为“爱国主义”，老丁不同意，认为太笼统。他说：抽掉了民主与科学，哪有什么五四精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老丁认为应该加上“民主的”三个字，并且要放在最前面。他说，当年张闻天就是这样表述的。老丁很较真，说要给有关单位写信，还要亲自找主管的某副院长讨论。我劝他算了，到此为止，可以写文章说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写信，找领导，没什么用。还有一段时期，理论界讨论“优越意识”和“忧患意识”。老丁对我说：“优越意识”使人自满，“忧患意识”使人自强。过去，我们吃“优越意识”的亏太多了，还是应该多讲“忧患意识”。

　　召开学术会议，邀请学者，老丁也是认学问不认关系，更不管领导是否喜欢。谁有学问，谁坚持五四精神，他就邀请谁。李慎之，老丁是每会必请的。老丁出版《五四图史》，在《光明日报》开座谈会，许多名家特意赶来。龚育之身体不好，心脏、肾脏都有毛病，但也来了。我想，这大概都是为了坚持五四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