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年～(4)

　　第二，特定的使用环境也使得对“辛亥革命”有不同解读。纪念是一个特殊的词语使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的内涵，它使词义向古为今用的方向转变。

　　辛亥革命纪念文章的内容“总不外乎什么黄花岗起事哩，孙中山革命成功哩，推翻清室哩，就是这十月十日作为国庆纪念日哩，以及什么希望国民，保有精神哩”。[34]其文章结构比较固定，一般是由对过去的追述、现实的描写以及对将来的希望三个层次构成。“过去”部分夯实文章的基础，这是“纪念”的历史部分，即根源部分，是文章的出发点；“现在”部分是对民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追溯，是文章承上启下的枢纽，是文章的着眼点；“将来”部分提出要实现的任务，是文章的落脚点。纪念文章的最终目的，并不在回忆历史，而是通过“周年纪念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对纪念的客体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的不同需求”。[35]（p189）由于纪念是以现在的视角去观照历史，不自觉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已属不可避免，而刻意将历史做符合现实的裁剪更是纪念中的常态。应时之需遂造成对辛亥革命解释的纷繁复杂，甚至解释之间还截然对立。比如辛亥革命的手段问题。1920年陈冷撰文称“中华民国者，借武力以倒专制君主之清室而成立者也”，下句即顺势表达“既借其力，而不能不承其害。故中华民国之九年，实受此武力重心之害而不能自拔也”。[36]可以清晰地看到军阀混战的现实直接投射到其解说之中。而对立的观点“辛亥革命并不是靠武力而成功的。当时革命党的武力跟满清政府差得很远，可是武汉起义以后，各地就响应了”。[37]此论产生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府节节败退之际。突出武力非制胜秘诀，很显然投射了当时国府武力远不如对手日本侵略者的现实。

　　第三，政治原因。对于“辛亥革命”一词而言，解说者的政治立场是造成解读分歧的最大原因，它使词义解释出现各为己用的倾向。

　　由于辛亥革命催生了中华民国，对于民国各种政治势力而言，辛亥革命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关键政治名词。掌控对其解释的话语权，做有利于己的解释，可以获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因此对“辛亥革命”的诠释，就成为民国时期口型并不一致的政治乐章大合唱。

　　北洋政府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十分微妙。北洋政府对建立民国的“革命”讳莫如深，闭口不言。首先，固然因为革命已经过去，“满”已不再是要排的对象，“五族共和”已成国策，过分强调民族革命，显得不合时宜。其次，革命意味着变更政体，翻覆政局，宣扬革命，不利于国基稳固。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宣传革命，则其执政地位尤形尴尬。因此，不提革命在情理之中。不但如此，北洋政府对于关涉革命主题的纪念还进行过强力干预，这样的事例并非个别。民元国庆在北京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举办的纪念会，原名为革命纪念会，但在实际举办时却耐人寻味地易名为共和纪念会。[25]（p326）1913年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认为武昌起义门之名有蛊惑人心鼓吹革命之嫌，不利地方治安，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革命”在北洋政府眼里已经被“共和”替代，这种刻意消解革命含义的做法，可算作是对革命的一种怪异解读。

　　对在肇建共和历程中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革命派（民党）而言，革命是一个光荣的词语，是足以彰显其历史功绩的金字招牌，遂在纪念中旗帜鲜明地表现革命题旨。1912年首届双十纪念活动中，国民党组织的共和纪念会中排演国庆纪念戏，以文艺形式诠释辛亥革命，剧情分十二幕，依次为“一、武昌兴师。二、南北大战。三、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害。四、黎元洪致书萨镇冰。五、瑞澂逃走。六、冯国璋火烧汉口。七、张彪、铁良安置家小。八、狮子山、雨花台大战。九、光复南京。十、唐绍仪伍廷芳议和。十一、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十二、大总统即位”。[25]（p327）不难看出，国民党（同盟会）人通过剧情，解读辛亥革命，突出了革命党人的作用和历史地位，彰显了北洋系不太光彩的历史，这种解读对于帮助国民党（同盟会）在民初政坛获得一席之地并扩大其政治影响大有裨益。

　　曾经的立宪要角梁启超，在解释辛亥革命之中，将“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并列为辛亥革命领导力量之一，并使之跻身“革命党”之列，是否有其政治考虑，也颇堪玩味。

　　当国民党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无可动摇。对于三民主义的真释，国共双方各有表述，其解释的背后实际潜藏着这样的弦外之音——论证谁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谁才可以继续执掌辛亥革命大旗，进而推绎出哪一个政权更具合法性。如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方进行“清党”。同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告民众书中，充分肯定包含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解放工农阶级的政纲”的新三民主义之后，继而揭露国民党大肆杀戮工农群众的事实，进而说明“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要开辟新的道路——国民党既然与共产党分裂，既然自绝于工农民众，既然自绝于他过去的革命历史，自绝于辛亥革命的事业，既然背叛革命，那么，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14]（p316-317）以正统自居的国民党则发动宣传机器，同年由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双十节宣传标语中就宣称要“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表白“国民政府是为民众全部利益的政府”。[38]国共决战之际，1948年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国庆典礼中致辞，肯定今年以来“中华民国从此始成为名实相符的民国”，而“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莫过于完成民族主义”，认定当前的民族敌人，也是最后的敌人，就是“共匪”，要消灭之，“才能保障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真正实现国父的三民主义”；[25]（p585-587）而中国共产党方面此前即已宣称“我们在解放区的工作，一切均与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相符合；我们真正发挥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39]国共双方均高举辛亥革命、三民主义的大旗，但各执一词，为己辩护，质疑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