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2)
辛亥革命网 2011-05-17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李喜所 查看：
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和传教士的文化主旨相结合，用以解析来华传教士的功过是非，既切中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脉搏，又合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客观历史实际，因而该书许多论点令人信服。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是传教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二、关于拓展传教史研究的领域
如果说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传教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的话，80年代中期以来，其范围则大大扩展，特别是教案、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的在华教育活动（主要是教会大学）成为持续的热点，传教士的慈善活动、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变迁等主题，也逐渐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但显然现有的研究视野与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实际所涉及的范围还相差甚远，还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扩大研究视野已成为传教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重要方面，而研究视野的拓展往往要依赖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已成为史学界的老生常谈。但关于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学的内容，评论较多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所谓“西学东渐”也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传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前尤其如此。该书作者则认为，在19世纪，传教士也有限地把西方近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传入了中国，具体包括“性理之学”（神学和西方古典哲学）、“格致之学”（科学和科学方法论）、“富国养民策”（西方经济学）、“教民之学”（教育理论）和“安民新学”（社会政治理论）。这无疑是对西学东渐问题研究的一个补充。更重要的是，作者探讨传教士与中西文化关系的时候，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传教士传播了哪些西学知识，而是引进文化传播学中的涵化理论，分析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创新中的作用。文化的现代化是晚清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提出，传教士“参与了中西文化涵化的全过程”，不仅“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进中国，而且尝试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评判，并在比较和评判的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和会通，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创造出熔冶中西的新文化”（第148页），因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者还详细评析了传教士提出的会通中西文化的几种模式。这些分析把传教士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看法虽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但确实开拓了研究的视野。
关于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学术界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史静寰教授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高时良教授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何晓夏、史静寰合著的《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这些成果主要以教会学校为研究对象。《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除分析了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的挑战和示范作用外，还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传教士教育团体对晚清中国教育的干预、传教士对儒家教育的批评和变革中国教育的种种计划，以及美国传教士在晚清中国新式大学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作者多层次、多侧面地探讨传教士在中国传统教育衰落和新教育建立过程中的影响，扩大了传教士教育活动研究的领域。
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兴起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对晚清的社会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思潮的研究已经相当精细，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被忽视，即在清政府闭关锁国和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外情的情况下，魏源、徐继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外部知识的? 本书作者经过详细的考证和史料钩稽，特别是把《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合省国说》与当时传教士的报刊和著作进行对照、比较，认为正是“美国传教士开启了早期‘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得以‘外窥’之‘牖’，他们的著作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了解和观察世界的窗口”（第330页）。这一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