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3)

        众所周知，基督新教对华传教运动起源于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但直至19 世纪60年代，新教传教运动进展极为缓慢，以致传教士抱怨在华宣教仿佛“向水中撒种”，劳而无功。传教运动的真正展开大致是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这固然是因为1860年后全国范围内的传教合法化，但也与洋务派对传教士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有关。而这一变化则归功于传教士对洋务运动的参与。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近代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尚属空白，西学人才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洋务派从事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外人，其中包括一大批传教士。传教士参与洋务运动不仅推动了洋务事业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一些洋务大员的好感，对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产生积极影响。作者详细分析了传教士与洋务派合作的基础、起源和表现；洋务派对传教士的宽容和认可；传教士对洋务运动的推动，包括通过教会学校输送洋务人才、创办报刊促进洋务思想的传播、翻译西书提供西学知识以及为洋务事业提供建议和方策等等。关于洋务运动，虽然已出版了大量成果，但有关传教士的作用大多语焉不详，该书的研究显然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戊戌维新是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传教士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也就成了本书的一个重点。台湾学者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但该书只是提供了一个大致轮廓，远未达到这一主题所应具有的广度和深度。《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利用广学会年报、传教士书刊等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广学会的出版活动和《万国公报》的研究，非常精细地考察了传教士对维新运动的影响。作者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传播西学知识和鼓吹变化的活动，对普通士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有助于营造维新变法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作者并重点分析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与传教士的关系，认为传教士的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维新派的变法和维新意识，而且帮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第392页），特别是康、梁等人的变法纲领、方法、外交思想以及康有为提出的宗教救国论均受到传教士的重要影响。

        此外，作者关于传教士在华传教政策的研究、传教士与美国商人关系的研究、美国政府和清政府对传教士的政策的研究，均是前人很少涉及的领域。

　　三、关于传教士的负面影响

        对传教士影响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49年以后极端强调传教士文化侵略倾向的一种纠正。但《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的作者并未像有些学者那样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一味夸大传教士的正面影响。作者始终坚持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无论作出绝对肯定还是绝对否定的评价无疑都是片面的、极端的”（第513页）。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作者在最后一章提出的“传教士对晚清现代化的误导”说。作者首先利用传播学中的文化生成理论，分析了传教士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对晚清西学东渐的负面影响。所谓文化生成，是传播学的一个概念，指当传播者传播一种文化的时候，并不是客观地、原样地把这种文化传播给受传者，而是常常加上自己的理解，掺进自己的是非好恶等价值观念，即试图改变文化的客观性以符合自己的目的和利益， 是文化传播者自我需要的实现。文化生成效应是传播过程中经常发生的现象。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学过程中即试图以神学自然观和宗教历史观解释科学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并且挟带宗教说教，造成对西学知识的歪曲，因而降低了通过他们之手传入的西学的科学性和应有的价值，甚至造成对近代知识分子的误导。作者指出，“由传教士承担西学东渐的任务虽然是历史的选择，但未必就是中国之大幸。换言之，如果由传教士传播西学对晚清中国现代化的有利性是+3，但如果这一活动由优秀的科学家或学者进行，那么，其有利性可能是+5，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指出传教士的贡献是+3 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传教士的活动实际上已使西学的传播没有达到它本应具有的深度和广度，其消极影响是-2”（第479页）。作者的这一分析发前人所未发，是非常深刻的。正如作者自己评论的那样，他“并不是想用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来苛求近代来华传教士，也无意对他们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情绪化的贬斥，而只是想指出传教士的不足和历史局限性”（第479页）。作者没有简单地描述传教士参与西学东渐的一般过程和纷繁的内容，而是透过现象，通过对传教士书刊内容的缜密考辨、比较和分析，发现传教士的历史局限性，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国内对晚清西学东渐史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在其误导说的第二部分继续运用传播学的理论，认为“由于传教士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丑恶形象，西学传播者（传教士）与接受者（中国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关系。由传教士承担传播西学的任务，产生了中国民众‘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这一特有的负面效应，传播内容——西学受到拒斥和反对，传播活动没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第485页）。作者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提出，“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的结果常常导致中西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掩盖了文化的时代性差异……影响了人们对西方文化先进性的认识，这是传教士作为西学传播者对晚清西学东渐负面影响的真正含义”（第490页）。误导说的第三部分，则针对传教士提出的西学及西方的富强均源于基督教的“泛基督教论”和唯有基督教才能使中国摆脱贫弱、实现富强的“基督教救中国说”，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作者认为传教士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种种设计并非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而是从西方利益和传教需要出发，“反映出传教士具有的强烈的宗教和文化优越感以及殖民主义妄想”，因而“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相反会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引入歧途”（第503—504页）。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按照传教士的愿望和模式来进行，而只能由先进的中国人经过自主的选择，经过几代人的尝试才能完成”（第514页）。“误导”说是全书最为精彩的地方，作者既避免了像过去那样对传教士在华活动进行非学术性的、情绪化的指责，又超越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现代化模式，从而把对传教士的评价建立在更为合理的基础上。

　　四、几点不足

        该书作者利用丰富的中外文资料，凭借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就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尝试提出自己的解释模式和理论框架，这一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无疑会推动国内的传教史研究，对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将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部立意创新的著作，也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

        就该书构建的晚清现代化运动框架而言，作者把太平天国排除在外似乎是一个明显的缺陷。众所周知，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或曰晚清现代化）有密切关系并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强烈影响，洪秀全和洪仁等人还曾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教义，特别是洪仁长期寓居香港，与英美传教士交游数年，其《资政新篇》达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最高认识水平，是有关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文献。考察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特别是洪仁的影响理应成为本书的研究范畴。作为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近代社会风俗的改变也与传教运动有重要关系，似也应成为作者的关注对象。作者在“教会女学与中国女子教育”一节中虽对教会学校的反缠足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有所叙述，但显然不够，这一主题所涉及的内容完全可以列专章进行讨论。

        作者在末章指出，传教士提出的“泛基督教论”和“基督教救中国说”造成对晚清中国现代化的误导，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传教士的这两种说教对近代知识分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就是说传教士是如何误导中国人的，作者的论述则有些薄弱，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可以引用更多的例证。另外，作者在第二章统计的担任外交职务的传教士的名单也不全面。

         在资料方面，作者颇下功夫，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文献，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前人的著作。但在论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时，作者使用的是第二手资料，这无疑会削弱论证的说服力。在考察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对维新运动的影响时，该书缺1898年度的书目，而1898年恰恰是维新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期。该书的这些不足反映出有关传教士的资料收集之难，同时也表明有关传教士问题的研究仍有大量工作可做。本书的探索还只是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