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容闳研究的两点思考

　     关于容闳的研究，如果从他自己所写的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算起，已经有一个世纪。百年当中，1980 年以前的研究很少，除了一些近代史和教育史的论著偶有涉及外，难以找到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或专著。大陆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围绕容闳的阶级属性有所讨论，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买办文人两种观点，今天看来颇为牵强。那时还出版了关于容闳的传记，但只是历史小丛书的一种，属通俗读物。港台的研究虽较多一些,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开拓还谈不上。1980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踏步前进，容闳的研究也有了量和质的飞跃。首先，出版了三部容闳的传记，即顾长声的《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喜所的《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刘中国和黄晓东的《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三部传记呈递进态势，后者较前者有较大的开拓；其次，陆续发表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数量在百余篇之上；第三，在1898年和2004年于珠海成功召开了两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容闳与科教兴国》两本论文集，将容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较难超越的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容闳的研究引向深入，提升其学术水准，就成为必须思考和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这里贡献两点粗浅的想法，目的是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容闳的永恒意义一般情况下，当一种研究达到一定高度，难以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学术疲劳”。这不仅会影响学者的研究兴趣，而且有碍学术的提升。出现“学术疲劳”的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失去了信心。故而，要进一步推进容闳的研究，首先应更新观念，对容闳有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弄清楚其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我看来，容闳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将时代性和民族性融化于一身的重要人物，具有永恒意义，对其研究永远不会终结。

        在近代中国，要完成古典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转换，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顺应时代潮流，引进西方文化，创建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也就是人们反复讲的现代化，即时代性；二是实现民族独立，正确对待传统，科学地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创建中的作用，也就是习惯上说的传统文化的创新，即民族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实质上是如何处理中西古今的关系问题。近代中国人，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搅在这个问题当中。而要真正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古今中西的问题，则极其困难。且不说一般平头百姓，即使是百年以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名流学者，能够处理好的也屈指可数。往往是注重了向西方学习、紧跟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则偏离了发扬传统、维护民族尊严的传统爱国精神；注重了维护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又忽略了引进西方文化的时代追求。只有极少数的先进的中国人可以科学地处理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关系，将追求现代化和振兴民族文化统一起来。而只有将二者熔为一炉的先知先觉者，才具有永恒价值。容闳的一生，既孜孜不倦地向西方学习，又尽心竭力地维护民族尊严，是科学处理古今中西文化关系的佼佼者。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容闳是一个和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早期现代化进程相始终的先进的中国人。他同情太平天国的反抗斗争，十分关心太平天国的发展方向，还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往南京考察；他全力支持洋务运动,为洋务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与康有为、梁启超有良好的合作，不遗余力地推进戊戌维新运动；他以极大的热情为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奔走效劳，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丰功伟绩倾注了容闳的一份心血。与此同时，容闳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工厂；促成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努力筹建中国第一家银行和中国第一条商办铁路;还曾出任第一个中国国会的会长；同时他也是第一个被授予西方大学名誉博士的中国人。这么多的第一，彰显出容闳是一位紧跟世界潮流的时代宠儿。难能可贵的是，容闳无论身处异乡还是移植西方先进文化，总是怀着一颗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传统民族文化始终在他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在耶鲁大学留学时一直坚持学中文，为了阅读中文典籍，不远万里，托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为他购买。在美国留学的八年，容闳始终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并探讨中国复兴的方略。留学时间越长其爱国的民族感情越炽热。所以他不顾好友的劝说以及归国可能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放弃在美国的各种优越条件，义无返顾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1854年返回国内后18 年的种种坎坷和挫折，并没有使容闳灰心，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其复兴祖国的政治理想奋斗不息。当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一心主战，甚至往欧洲奔波，为中国政府借款。1912年，80多岁躺在病床上的容闳得知共和国创立的消息后，立刻给孙中山写信祝贺，他自己无法回国为新政府效力，就说服两个儿子往南京临时政府服务。这样动人的爱国举动和民族意识，在一个熟知西方文化又侨居美国的容闳身上显现出来，实在是超凡脱俗，令人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