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3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 贺觉非 查看：
第二节 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
一、继花园山聚会而起的科学补习所
武昌花园山聚会解体以后，留在武汉的成员，以及受其影响者，继之而起，建立了具有较完备组织形式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1904年春，武昌革命青年聚谈的中心，已由花园山李廉方寓所，转移至多宝寺街时象晋家，经常参与纵谈的有刘静庵（1875-1911）、曹亚伯、胡瑛、张难先（1874-1968），吕大森（1881-1931）、朱元成（1876-1907）、何季达、欧阳瑞骅等。大家共商筹建革命组织。吴禄贞在离鄂赴京之前，也参与了筹建工作[1]，并“捐银数十两作该所的经费”[2]。吴临行前还告诫留下的同志：“埋头苦干，不可浮躁，必须和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动。”[3]
经一段筹备，“是年四月，假座斗级营同兴楼商议组织机关，定名科学补习所。宗旨标明科学，实则掩蔽官府耳目，而以革命排满为密约，推吕大森起草章则”[4]。1904年7月3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设多宝寺街，时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年有二月也。推举所长吕大森，总干事胡瑛，文书宋教仁，会计时功璧，庶务康建唐，宣传曹亚伯等”[5]。由于所务发展，多宝寺街时寓已嫌狭窄，便迁至武昌魏家巷一号。
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个文化补习学校，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该所发于报端的章程称，“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6]。其实，科学补习所成员“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7]。
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仍然坚持花园山聚会的方针，一方面开展反清政治宣传，一方面则不断输送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青年加入新军。这后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尤其突出。科学补习所的公开章程说，该所的职责之一是，招待“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代为安置一切。”不少希望投军的青年学生，都到科学补习所联系，而当时刘静庵在新军马队管带黎元洪属下当书记，正有利于做介绍人伍的工作。此外，胡瑛又介绍了一批会党分子入伍。科学补习所比较注意与邻省革命团体相互呼应，它成立伊始即与湖南华兴会建立密切联系。这也同花园山聚会时期奠定的基础有关。
1904年2月，吴禄贞应黄兴之邀，到长沙参加华兴会成立大会，并参与策划长沙起义[8]。同年3月，湖南人胡瑛（1886-1933）时为华兴会会员）为湖南官方侦缉，经黄兴介绍到武昌吴禄贞处避难，继而加入湖北新军。科学补习所刚成立，胡瑛便派湖南人易本羲“回湘措筹经费”，后来胡瑛又与吕大森同赴长沙与黄兴联络，吕在洞庭舟中得句云：“此行好借长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9]。胡瑛、吕大森等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华兴会会议，会议确定“以湘为本部，期以是年十月清太后寿期内举事。又举胡为鄂分部总理，吕为蜀省及施南分部总理”[10]。
为筹备响应湖南起义，科学补习所开会，“议派吕大森、高建唐往施南，何季达往荆宜，联络会党，宋教仁往长沙接洽”[11]。胡瑛、刘静庵（又名刘大雄）等商议，一得湖南举义的讯息，即先杀死张之洞、张彪等人，“王怒涛任刺张之洞，易本羲任刺张彪，李胜美任率工程营同志先劫火药库，刘大雄则督率前锋营为接应”[12]。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十月下旬，“湘事破坏之警电至”[13]，胡瑛、王汉等将军械转移至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内外文件，张难先则通知成员走避。10月28日，张之洞得到湖南巡抚电报，“称武昌科学补习所亦有同谋”[14]，遂连夜派兵搜查魏家巷一号科学补习所所址，一无所获。学务处主持者梁鼎芬得悉科学补习所成员多为各学堂学生，深恐此狱一兴，危及自身，便向张之洞请求从轻处置，张之洞也怕风声闹大，引起朝廷震怒，遂将欧阳瑞骅、宋教仁二人开除学籍了事。但经此打击，科学补习所已不能公开活动。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留在武汉的成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便是王汉、胡瑛谋刺清政府户部侍郎铁良。当时风传铁良为搜刮东南财赋，将于年初抵鄂。年底，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张学济在日本组织行刺铁良，邀苏鹏同到武汉，王汉、胡瑛参与其事。后因铁良乘火车返京，在汉口刺杀的计划未能实现，王汉追踪至河南彰德。在彰德火车站，王汉担心在人群密集处行刺会伤及无辜，遂待铁良上轿后拦击未中，卫兵追捕，王汉忿而投井自杀。王汉与吴樾等人同为辛亥革命前“暗杀主义”的实行者。他们宁肯流血牺牲，也不愿苟且活着做奴隶的战斗精神，为湖北党人所景仰；但他们个人冒险的恐怖主义做法，则为湖北党人所抛弃。湖北党人走着一条更为艰苦扎实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