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与日本的秘密谈判(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百科知识 作者：杨天石 查看：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乞和，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同月6日，他与张季鸾讨论，可否利用这一形势，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但蒋又认为：抗战目的，在于打破日本的侵略野心与侮华心理，恐怕一时还难以达到。9日，蒋介石再次研究和知来函，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乃益幼稚，实益愈益毒劣，应切戒严防之”。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长知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祖、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烽，留交审讯”。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
结束语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同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后，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右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只是被动应对而且都由蒋主动刹车。在谈判中，他的态度逐渐坚决，条件逐渐提高，是日渐强硬而非不断软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