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治学，探寻真知

　　上官定一（以下简称上官）：彭教授，您能否结合个人求学经历谈谈您是如何走向现在的学术道路以及学术道路上的体会？

　　彭南生（以下简称彭）：1985年我于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教学过程中曾有过经济史方面的学习，两年后我师从刘望龄、董方奎老师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又去中南财经大学进修学习，在赵德馨先生的影响下开始认识到历史学的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的不同，并且认识到了两种研究的优缺，在中南财大的学习使我开始吸取经济学的养分，对我日后的研究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1995年我师从章开沅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在章先生指导下开始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研究。在 1998年至2000年我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在蔡少卿先生指导下开始了博士后阶段的研究。

　　正是在上述求学经历中和诸位导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走上了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道路。可以说从1985年执教之始，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到 2007年我的《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出版，我的学术研究也有 20多年，在这期间，我认为学术研究选题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而言，当初博士论文的选题为我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可持续发展空间，比如说现在我可将博士阶段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内容上更趋细密，可以将研究的视角放到手工业管理制度——学徒制度——行会制度——工商同业公会制度这个链条上，另外也可以先研究乡村手工业，再去对城市手工业进行研究，这样可以弥补近代手工业宏观研究的不足。可以说2007年《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出版，不仅是以往研究的见证，也是给自己今后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今后我将沿着这一思路继续研究。

　　上官：您曾师从历史学家章开沅、蔡少卿，经济学家赵德馨等先生，他们分处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学术风格，这对您的学术成长有什么影响？

　　彭：是的，我先后有幸师从过几位学术大家，经常得到他们的鼓励与鞭策，几位先生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的办公室就在章先生办公室的斜对面，我有很多机会聆听先生的教诲，先生的周围也聚集了一批如马敏、朱英等中年学术精英，我在同他们的交流和请教中也获益良多。除了史学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外使我终身受益的还有章先生对历史学科的品格与历史学者人格的追求，他常以楚图南先生为戴震纪念馆题写的“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勉励后学，他常说“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我能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坚持下来，不趋时政，不追热点，在时下一些被认为是较为冷僻的问题上进行探讨，与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章先生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与激励，也使我从中受益。他要求学生进行创新性地选题，将学位论文看作是个人学术事业中的高峰，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就是在章先生的直接指导下确定的，当我与先生谈起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状况，并提出用“中间经济”观点重新解释时，章先生给予了热情鼓励，他从菲律宾的藤盘谈到日本的“一村一品”、瑞士的高级钟表，希望我大胆创新，细心求证。蔡少卿先生是研究近代社会史的著名专家，我博士毕业后，有幸进入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蔡先生指导下从事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学徒制度的研究，尝试借鉴社会学中的社团理论、群体理论，对近代行业组织的演变和工商业学徒进行探讨，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赵德馨先生研究经济史强调“通”，领域宽跨度广，他多次同我谈到，学习历史的人研究经济史应该“换脑筋、换思维”，促使我用经济学的思维思考近代社会经济的演变。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我的研究遵循史学的基本规范，强调原生态史料的搜集与解读。但是，研究经济史又不能不借助一些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求从更深层次上探究经济运行的内在因素，尤其是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经济运行过程的抽象，并总结其规律，经济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定对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反过来，社会的状态也会影响到经济的演变。因此，经济史研究者的视野必须放宽到社会史领域，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史的走向。我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兼顾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几位先生对我的影响。

　　上官：您在《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一书中提出了“中间经济”的概念，您能具体谈一下此书的成书背景，并且阐释一下“中间经济”这一概念吗？

　　彭：我之所以选择中国近代手工业来进行研究主要观察到了当时学术界在对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中有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议，当时彭泽益和汪敬虞先生对近代手工业有着不同的评价和定位，这使我感觉到应该对近代手工业重新进行研究，所以我决定选择近代手工业作为我的探索起点，随后我开始了对近代史有关资料的比对整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业生产形态演进理论和西方的原始工业化理论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且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觉得用“中间经济”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近代手工业的长期存在及其作用。“中间经济”是指中国近代手工业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层次，它有两重含义：一是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形态变更所处阶段的定位，其二是是对手工业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中间所起作用的规范。

　　上官：在《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您为什么提出“半工业化”这一概念，您又是如何理解“半工业化”的？

　　彭：我是将近代乡村中的半工业化看作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是大机器工业产生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积极应对方式，但在工业化史学者的视野下，这部分进步的乡村工业往往被忽略了，为了弥补工业化史学者的忽视，我特意将这部分进步的乡村手工业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中剥离出来，概念化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是对近代中国若干农村地区、若干乡村手工业行业发展进程所处阶段的一种判断，具体的讲，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从微观上看，单个农民家庭手工业或工业作坊延续了明清以来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势头，从中观层次上看，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有明显的发展，这是我们分析的着眼点，但在宏观上，我们并不认为整个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都出现了半工业化现象。

　　上官：彭教授，您提出“中间经济“”半工业化”之类的新颖观点说明您在中国近代手工业研究中是讲求推陈出新的，与学界类似研究相比，您的创新点是什么？赵德馨先生说您很注意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是不是与您平时的阅读有关，能谈谈您是如何转换思维方式的吗？

　　彭：过去的研究总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中国原有的手工业遭受打击后便一蹶不振。事实上，手工业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有衰落，也有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学术界对于发展的一面研究不够，于是我将这部分手工业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并提出用“中间经济”来解释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进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上官：彭教授，就手工业研究而言，以往多是实证研究，一般认为实证性的研究较难有思想，但是在您的书中，既有微观实证，又有宏观理论，您是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在研究中的关系的？并且如何做到两者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