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切思想家都是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回答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因而这些回答一般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与此同时，因其思考比常人要深远得多，故其中的若干范畴、命题、观念又常常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甚至具有永恒的意义。孙中山是活动于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振兴而奋斗。他的思想既领航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纲领，同时，他的许多思想也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拟以思想的现代价值为视角，阐述孙中山社会经济思想中的几个问题。

　　一、民生史观

　　人类创造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又不断产生新的问题的历史。在所有问题里边，最大、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孙中山认为是民生问题。他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什么是民生？孙中山有过许多解释，但其核心都归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他说：“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他进一步解释道：“人类生活的程度，在文明进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满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说是半死不活。所以第一级的需要，是人类的生活不可少的。人类得了第一级需要生活之外，更进一步便是第二级，这一级叫做安适。人类在这一级的生活，不是为求生活的需要，是于需要之外更求安乐，更求舒服……得了充分安适之后，再更进一步，便想奢侈。”孙中山将人的生活分为“需要”、“安适”、“奢侈”三个等级，未必科学，但是，他实际上是在说，人的需要是不断增长、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正是人的这种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所以他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

　　既往和现实的人类社会千姿百态，万象纷呈。孙中山认为：“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这就是说，社会现象之所以有各种变化，各种形态，其根源在于“民生问题”。

　　孙中山的上述言论反映出他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看法，通称为“民生史观”。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有其直观、肤浅的方面，也有表述不清或不准确的方面，但是，从总体上看，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问世之后，人们对它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人们大都承认，这一学说有其合理内核。了解这一合理内核，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改革、革命，都是基于“民生”问题的斗争，也有助于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专心致志搞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二、调和与互助

　　在推翻清朝统治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孙中山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但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孙中山则不赞成革命，也不赞成“阶级斗争”。他说：“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又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与“斗争”说相反，他主张调和，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他并且举例说：“欧美各国从这种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发达以后，社会便极有进化，大多数便享福。”

　　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当旧的社会力量顽固地维护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时，就需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反对以至打倒旧的社会力量，形成适宜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便由此进步、发展。当然，也不能一味地过度夸大阶级斗争。其实，斗争与和谐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矛盾尚未发展到对抗状态，或在非对抗性社会与阶级、阶层中间，采取措施，使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向和谐方面转化，从而创造出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环境，同样会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前进。这种缓和矛盾、化解矛盾，使事物处于“和谐”状态的努力，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调和”。孙中山强调的就是这种“调和”。

　　在提倡“调和”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倡“互助”。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如其他之动物者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又说：“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发现“物种竞争”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重大贡献。但是，将“物种竞争”之说引入社会，发展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成了为强权者、压迫者辩护的理论。与之相反，克鲁泡特金提出“互助论”，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大量“互助”共存的实例，用以论证人类应该“互助”，而不应该“斗争”。克鲁泡特金的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孙中山的“互助”说显然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

　　正如“和谐”理论适用于非对抗社会和非对抗性矛盾一样，“互助”理论也只适用于非对抗性社会和非对抗的阶级、阶层之间。孙中山的时代，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自然，他的“调和”、“互助”理论只能是空想。但是，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调和”、“互助”之说就大有研究和提倡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