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作者：章开沅 查看：
原题为：《近代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序“东方商旅丛书》
中国商人在中华大地上存在已久，但其传统的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则被贬之为末业。但在农业宗法社会，四民各有其特定的分工与职能，商虽位居其末，却又未能缺少，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渐趋于显要。作为非商的其他三民，特别是以社会正义代表自居的士，羡慕商的财富却又鄙薄其心术与行为。因此，在中国的文字记载中，商人大多与奸伪狡诈、奢靡挥霍相伴随，可圈可点的丰功伟绩并非甚多。
及至晚清，由于国门被迫开放与社会转型，人们的观念逐渐有所变化，重商主义与商战之论言者日多，商人的角色和形象都在明显提升。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商会的建立，中国商人的地位与作用更形重要。
1906年秋，章太炎发表于《民报》第8号的《革命之道德》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他按职业把社会成员分成16种人，并且认为“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章太炎当时虽热衷于倡导国粹主义，但在这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却颇能因应时势，改变了传统的四民序列。他按职业与道德两重标准厘定的序列是：“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商人从四民之末，一跃而为仅次于道德高尚、辛勤劳动的农民和工人，并且位列于三种士人（学究、艺士、通人）之前。他对商贾的评论亦颇平实：“裨贩者，有二种，其有荷蒉戴盆，求鬻于市者，则往往与农工相类。若夫千里求珍，牵车载牛，终日辎重不离身，其人涉历既多，所至悉其民情谣俗，山谷陵阪之间，有戒心于暴客，则亦习拳勇，知击刺，其高者乃往往有游侠之风，恤贫好施，金钱飞洒，然俦张为幻之事，亦稍以益多矣。坐贾者，倚市廛，居奇货，其朴质不逮农工，其豁达不逮裨贩。以啬为宝，以得为期，然不敢恣为奸利，懋迁有无，必济以信，其有作伪罔利者，取济一时，久亦无以自立，此则贾人自然之法式也。”中国传统商人以诚信闻名于世，但这一职业道德的形成必定经过漫长的岁月，以假冒伪劣牟取暴利可以得逞于一时，却无法取信顾客于长久。要从主客观两方面促成商人的道德自律，市场才能从无序走向有序，此即太炎所谓“贾人自然之法式也”。
此文值得推敲之处倒是作者对职商的评估。职商亦称绅商，实为商人之上层，且多为民族近代工商大企业的创始者。章氏列之为十一等，并且评估说：“职商者，非谓援例纳捐，得一虚爵，谓其建设商会，自成团体。或有开矿筑路通航制器，直隶于商部者。自满洲政府贪求无度，尊奖市侩，得其欢心，而商人亦自以为最贵，所至阻挠吏治，掣曳政权。已有欺罔赃私之事，长吏诃问，则直达商部以解之；里巷细民，小与己忤，则嗾使法吏以治之。财力相君，权倾督抚，官吏之贪污妄杀者不问，而得罪商人者必黜；氓庶之作奸犯科者无罚，而有害路矿必诛，上无代议监督之益，下夺编户齐民之利。或名纺纱织布而铸私钱，或托华族寓居而储铅弹，斯乃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若夫淫佚丞报，所在有之，则不足论也已。”
读者不难看出，太炎当时已是革命家，所以他标榜的“革命之道德”实以政治判断为前提。同时，他又是一个文明悲观主义者，认为道德（善）并非与文明俱进，而恶行倒是与文明俱增。所以此文明确指出：“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农人劳苦而又未经开化，平时畏服官府，但如对之诛求无度，也会起而为变，视死如归。工人虽略开化而稍知诈伪，“然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农工勤劳朴实，受压迫最深，反抗性最强，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因此被认定为道德序列的前端。裨贩、坐贾虽然朴质不逮农工，但与农工近而离官府远，可以作为争取的革命助力，因此在道德序列上仅次于农工而位于士人之前。至于通人以上，由于知识愈进，接近官府甚至进入官府，很难支持革命甚至公然反对革命，所以“离于道德也愈远”。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上层的职商，由于得到清政府的扶植与培育并且维护固有统治秩序，便被认定为道德序列之十一，仅略先于京朝官与方面官，堪称“准革命对象”。
章太炎的十六等道德“第次”的划分，如果从革命策略层次着眼，颇有点近乎后此30多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格局。但他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显然是从《周礼·天官·太宰》“六曰商贾”之类言词中得到启发。当时他对进化论已持怀疑态度，更没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价值判断的第一优先标准。因此，他对活跃于清末民初、且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的绅商的评判，就难免失之于偏颇。在太炎思想深处仍然存在着传统士大夫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