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2)

　　其实，作为从士大夫转化为绅商的那一代创业者，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轻商情结。以状元下海而名噪一时的张謇，就曾把自己这一转化说成是：“以白爵然自恃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即使在已经成为大生资本集团领导人之后，他仍然没有舍弃传统道德理念。譬如，他对于金钱政治就极为憎恶。1921年他曾致函友人抨击时政说：“仆恶议会之龌龊久矣，此孽自项城（袁世凯）造之，而致项城之造此孽者又有人在。其故皆由于浮慕欧风，一若议会之有政党，政党之用金钱魔力，彼固有之。不知施于我国曾无一致常识之人士，乃适得其弊。予金钱者，窃国而不止侯；受金钱者，窃钩而不胜诛。风掀雷颠，波谲云诡。凿混沌之顽窍，荡廉耻为灰尘，愈演愈奇，至有今日。”张謇的语言饱含悲愤，也相当平实。当时的中国商人，实力虽有所增长，但远远还不足以玩金钱（权）政治游戏，以金钱予受操纵政治者主要还是统治者本身，这与现今台湾地区的金权政治又有所区别。

　　中国商人虽然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还是生不逢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处境艰窘，市场与群体都未发育成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虽曾考虑过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适当发展，但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架已经预先确定要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并且要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而把资本家个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8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潮的日益泛滥，某些社会主义的设计师们甚至连市场经济也看作势必消除的异端，计划经济遂成为统驭全部社会生活的神圣模式。其灾难性的结果早已彰显，但我们则迟至70年代末才开始醒悟，原来“士农工商”的四民也好，或是“工农兵学商”的五民也好，都是缺一不可，各有其特定而又必需的角色与功能。固然这并非历史循环论的回归原地，人们宁可理解为螺旋式地向社会更高阶段发展，但时间毕竟已损失20年左右。何况，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我们还没有任何更为卓有成效的先例可以仿行，一切都得靠自己不断摸索与创造。

　　不过，也不能说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丝毫不能提供借鉴，中国近代商人本来就是中西经济文化交会、冲突、融合的产物。历史条件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中国商人（包括传统商人与近代商人）所走过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其中确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供后世参考。而且，作为商人，其聪明智慧并不低于其他职业人等，特别是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更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写到这里，我偶然想到航运企业家卢作孚在30年代发表的一篇短文《麻雀牌的哲理》，现照录如下：几块麻雀牌儿，何以会使乡村以至都市的人，下层社会以至上层社会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皆喜欢它，亲近它？这有一个很简单的答复，便是搓麻雀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强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的组织当中，有它底中心兴趣，足以吸引人群，足以维持久远而不致于崩溃。

　　搓麻雀是在一个社会组织当中作四个运动：用编制和选择的方法，合于秩序的录用，不合于秩序的淘汰。把一手七零八落漫无头绪的麻雀局面，建设成功一种秩序，是第一个运动。全社会的人总动员加入比赛，看谁先建设成功，看谁建设得最好，是第二个运动。到一个人先将秩序建设成功时，失败者全体奖励成功者，是第三个运动。去年偶同黄任之（炎培）先生谈到此段哲理，他还补充了一点，就是：失败了不灰心，重振旗鼓再来，这是第四个运动。这样的哲理，实值得介绍与国人，移用到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秩序上去，也许一样可以吸引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的兴趣于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建设上去。①

　　卢作孚当然无意于提倡全体国人都来学点哲学，但他通过打麻将牌因小见大，领悟出建设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重要与运动（游戏）规则，其头脑的精明与洞察之深刻确有过人之处。联想到此文发表四年以后，由于武汉失守民生公司不得不承担长江上游90%的航运任务。当时支前和后撤两重任务同时吃紧，大量西迁人员与10余万吨器材积压于宜昌，并且遭受日机狂轰滥炸。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同时又是接任未久的交通部次长，毅然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宜昌指挥，经过40天昼夜奋战，终于在宜昌沦陷前夕，将全部西迁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而民生公司的船只与员工也遭到很大损失，中外誉之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可以想见，卢作孚当年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其气概与风采也不会略逊于一军之统帅。可惜这一代中国商人的精英分子，在1949年以后长期未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及至改革开放，他们或者早已离开人间，或者已进入衰暮之年，人生的黄金时段一去不返。这不仅是他们个人或群体的重大损失，也是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但他们留下的业绩和风范却是永远值得后世尊重与传承的。

　　正是有鉴于此，严昌洪教授主编“东方商旅丛书”，以商人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中国商业文化中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经验与规律。这套丛书第一批出版者在内容上涉及到徽商、晋商、沪商、潮商、汉商和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等。可以看出，作为区域研究的布局，已涵盖了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国内与海外，大体上可以看出中国商旅文化和中国商人群体的整个轮廓。作者队伍以历史学者为主，他们既注意历史学与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结合，又努力突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衔接，并且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当然，出版物的价值与品位应该由读者自己来评判，无须我提前多发议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新一代中国商人的崛起和市场发育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仍然处于初级的甚至或多或少无序的阶段。商界人士每多诟病于投资经营环境的不够完善，却不甚强调中国商人的自我修养与品位提升，很多人还谈不上遵循“贾人自然之法式”的自觉。正如这套丛书所显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业文化对全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优化当前的商业文化，首要的任务是努力提高商人自身的伦理素质与文化品位。至少，当代中国商人的精英层应该显示更高的精神境界与文化风貌。我希望有更多的商界人士阅读此书，增长智慧，知所抉择，迅速成长为活跃于中国乃至世界市场的明星。我也希望有更多商界以外的人士阅读此书，了解中国商旅的过去，对照中国商旅的现在，与商界人士一起营造中国美好的经济腾飞的未来。

　　（本文作者：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新世界》第50期，1934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