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与培养高素质人才(2)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第38卷第6期 作者：章开沅 查看：
公费上大学，曾经长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实践已证明其弊端甚多，它与国家包分配一样，是“铁饭碗”、“大锅饭”在高校校园之内的表现。所以，我国一般大学已将公费改为奖学金与助学金制度，并与学籍管理中的评估优秀学生、留级、淘汰等奖惩制度相结合，把竞争机制引进大学教育，促使学生勤奋学习，早日成才。同时，鼓励并引导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勤工俭学，培养学生的自立精神、劳动技能与劳动习惯。为了加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们学校正在试验“一校一县”模式，即一所大学与一个县（或县级市）订立“科技与教育发展协作合同”，以帮助该县编制“经济、科技、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规划”入手，鼓励并组织各系、所与该县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分别签订专项协作合同。从学校来说，是借此把学校与社会生活溶为一体，实现教学、科研、生产（包括其他各种社会实践）三结合。从县（或县级市）来说，则是以高校为依托，通过加强科技、教育的发展，以求当地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各层面的振兴。经验证明，一个人口一百万（包括城乡人口）的县（或县级市），可以比较全面地为一所重点大学师生提供教学、科研与社会实践基地，而且大体上适应于一所重点大学的自身需要与承受能力。中国现在有一千多所大学，如果每一所大学都能与一个县或二三个县全面协作，必将大大有助于全国经济、文化面貌的变化，同时又必将有力地促进大学自身的教育改革，促进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为培养21世纪所需要的新人提供极为优越的环境。
关于通才或通识教育，前人论述已多。爱因斯坦早就说过：“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不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Arnuld Toynbee）也说：“我们人类自命为灵长类（Homo Sapiens），可并没有自命为技长类（Homofaber），如果我们能通过目前科技革命的考验，我们才配得上灵长类的称呼。”他的所谓“技长”，指的是科技才能与管理才能，而“灵长”则是艺术才能与宗教才能。汤因比对才能层次的区分是否恰当，自然可以商榷；但他也主张培养通才或通识型人才，则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汤因比把我们对于当前教育问题的探讨，引进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早在20多年以前，他就曾经说过，过去三百多年，是以西欧、北美人为主导，人类实现了科技的统一；希望人类在其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将以东亚人为主导，追求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这当然是针对西方文明的缺失而言。本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诚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并且或多或少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然而就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而言，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至今连绵不绝；由于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远远超过既往任何恐怖时代。在近百年期间，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吸毒与犯罪率的激增，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和现实都验证了中国大学者章太炎在本世纪初即已倡言的“俱分进化论”：科学、公理、进化云云并非纯然给人类带来幸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善固进化，恶亦进化。（《俱分进化论》）
汤因比痛感西方人长期片面追求以科技为主的现代化，酿成自我中心，以邻为壑、物欲横流与精神堕落的恶果。所以他寄希望于东亚以人文为主导的精神文明复兴，借以弥补现代人类文明的缺失。但是，他却未曾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各国或先或后也走上这条重科技而轻人文、重物质而轻精神的病态现代化道路。许多有识之士深感忧虑的是，亚洲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始终未能摆脱西方现代化的阴影，并且可能付出比西方现代化更高的代价。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不再可能拥有转移本国祸害的较大空间。有些亚洲国家的政治领袖虽然经常强调亚注的特点，并且提出所谓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抗。这样的举措虽然可以满足许多亚洲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只要略作深入研究，便可以发现某些领袖所说的亚洲价值观与人民所期盼的亚洲价值观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南辕而北辙。因为有的政治领袖正是以其所谓亚洲价值观作为抑制本国人民对于民主、自由诉求的武器。他们内心信奉并喜爱的，可能正是传统亚洲观中的落后部分，如要求臣民对君上的绝对顺从之类。在这些国家，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的迅速转型与发展，多轨制经济在一定时期的存在为某些政府官员与投机者提供了发改革财的机会，而权力市场的出现，又必然导致体与道德两方面的败坏。亚洲文明需要首先自己挽救自己，然后才能发扬光大自己的优秀部分，匡时济世，参与拯救整个人类文明。
